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修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衤覃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益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衤覃，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谷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于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強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于特古里。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

　　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馀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馀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圣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后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圣漸繁，而改官者固已眾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慁于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于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為樞密副使。

　　呂誨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奸邪，不當置于二府，封章交上，丑跡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奸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奸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沉慮，旭之進退，系于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為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重之，請于濮安懿王，愿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即問抗安在。抗時為廣東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留語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于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為陜西安撫使，代陳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