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眾，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緘默茍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閤門使劉幾知鄜州。幾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幾者遂發幾過用公使錢，詔幾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御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陜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為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幾者，茍無大過，愿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檢校太傅。按官儀，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子為父師，于義不可，前世因循，失于厘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得，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于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章二十馀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退，夷狄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任，亦不許。竊以為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馀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癸巳，群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為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

　　于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為名。遵，泗州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為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總管。

　　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于界河捕魚及于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御，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妄殺彼民，則戰斗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載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后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