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命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皆為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侔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侔等皆以文行知名，為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侔、秩皆辭不赴。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案。其議曰：“謹按《儀禮》，為人后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圣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于彼，則不得專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后世。況前代之入繼者，多于宮車晏駕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中簡拔圣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于是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史，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后者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并云‘為人后者為其所后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后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

　　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

　　于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為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于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茍悅圣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啟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于非正，得為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取前后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于法，可以渙釋群疑，杜絕邪論。”誨前后三奏，皆留中不行。

　　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于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后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于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焉？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