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一百四十六　起強圉作噩十月，盡屠維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奇

　　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于茅浚。帝登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卿奏人馬成列。舉黃旗，諸軍統制已下呼拜已，乃奏發嚴。舉白旗，聲四鼓，變方陳，次變四頭八尾陳，以御敵之形，次變大陳方。次舉黃旗，聲五鼓，變圓陳。次舉皂旗，聲二鼓，變曲陳。次舉青旗，聲三鼓，變直陳。次舉緋旗，聲二鼓，變銳陳。管車奏五陳教畢。帝甚悅，因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留心軍政，深可嘉尚。”犒賜將士有差。

　　戊寅，前浙東提舉何稱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湖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浚溪浦埂堰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核實具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聶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義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詔：“今后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御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為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為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并許通商，熙寧以后，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鄭靄為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馀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復茶引于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提舉日，又計興、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復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復引數，按月追取歲息，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并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詔元質與茶司及總領司措置。

　　元質又言：“鹽之為害，尤甚于酒。蜀鹽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咸泉，然后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縋人于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后引繩而上。得水入灶，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內，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咸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井大井損，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湮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斷，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核鹽井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于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舒民力。”詔元質與李蘩共描置條具奏聞。

　　元質又言：“簡州鹽額最為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馀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農，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不免督責。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數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馀類推，均及下戶。”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顥之說，則務為虛誕。虛誕之說行，則日入于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于破碎。請詔有司公心考校，無得徇私，專尚王、程之末習。”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