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游說諸侯的風氣，春秋末期，孔、墨兩家已倡之在先，不過他們當時或主張“以禮為國”，或主張止兵“非攻”，，還沒有象后來從橫策士的那種風氣。到了戰國時期，孟子就有“處士橫議”（指春秋以后各派人物“亂發議論“）（《孟子·滕文公下》）之譏。孟子和張儀都先后游說過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并沒有聽從孟子。《史記·孟軻荀卿列傳》說“孟軻……適（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則見以為（被認為）迂遠而闊于事情（迂闊而不切合實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崇尚）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善），而孟軻乃述（講論）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當）者不合（不合于游說對象的要求）。”當時人們都說：“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動，大可以統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國家）（《韓非子·五》）當時諸侯國君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領導諸侯），或成就王業（統一天下）。從橫策士正抓住這一點進行游說。蘇秦說秦惠干說：“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秦策一·第二章》）范睢說秦昭王說：“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張儀說秦惠王說：“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于國，以主為謀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韓非子》初見秦同，或以為韓非作。）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辭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可以把腦袋賭上。清代學者顧炎武說，周末“邦（國）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這就活生生地寫出了戰國時期“以攻伐為賢”，從橫捭闔，風云變幻的政治外交形勢。《戰國策》中評價蘇秦相趙以后的作者說：“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秦策一·第二章》）當時一位從橫家景春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無事）。”（《孟子·滕文公下》）這些話雖然不免有些夸張，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從橫家外交活動的真實情況。

　　二

　　歷代持正統儒家觀點的批評家都對《戰國策》加以貶低，甚至把它定為“毒草”，要大家“鋤毒”。漢代劉向認為它“不可以臨教化”（《戰國策》書錄），就是說，它沒有宣傳儒教，所以不能用來“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說它“淺陋不足道”（書《戰國策》后），因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為“淺陋”。曾鞏更認為這是一部“邪說”，把它整理保存下來，為的是“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以禁則齊；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曾子固序》）因為暴露了許多反動統治階級黑暗丑惡的東西，所以被定為“邪說”，把它整理保存下來，為的是做反面教材，讓“當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這是一部“邪說”，這樣就容易禁絕。這些批評，正可以從它們的反面來肯定這部書。《戰國策》的內容很豐富，也很復雜。下面就簡略地就某些方面做點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