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例

　　余之初治《紀年》也，尚居蜀中。一九四六年。顧頡剛師訊以近治何學，即以重輯《紀年》對。師詔余《春秋啖趙集傳纂例》中尚有《紀年》佚文，為昔人所未知，余亦答以《御覽》所引《郡國志》、《十道志》中曾引及《紀年》為朱右曾、王國維兩氏所略者。由蜀而吳，由吳而滬，此業久廢。六十年代中，王修齡、徐鼎新、蔣德乾三君，在楊寬先生指導下，亦曾治《紀年》，復得商榷之樂。

　　一九七六年以來，得王修齡君協助，發憤為此。取各書一一為之蒐輯，并得清人治《紀年》之書以觀之，稿成，名之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輯”者輯佚，“證”者疏證，除前人諸說之可信從者外，其蘊于胸中者亦并錄之，又雜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為證。然荀勖、和嶠本與束晳本之同異，今本輯成之時代等，尚略有所見，有暇當成《竹書紀年考》，以補此書之不逮。此稿之成，多得王君之助，而渠與徐、蔣二君昔年所錄之部分資料，亦間有取資，得免檢索之勞，至顧廷龍先生所篆封面，則貽我于百忙之北京客中。廣賴眾力，得成此編，僅借空言，普銘高誼云而。猶有雜例，并綴于后：

　　（一）本書自古類書、古注等輯錄所引古本《竹書紀年》佚文，斷于北宋前期，以《資治通鑒外紀》為殿，除極其個別者外，后此所引概不入輯。

　　（二）前此輯古本者凡三家：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簡稱此三家為《存真》、《輯校》、《訂補》。

　　（三）三家輯校所據之書，或僅據一本，今則參校他本。如《存真》、《輯校》以限于當時條件，所據《水經注》僅為戴震校本，不知戴校常據今本《紀年》以改原書所引古本。今以影永樂大典本為主，并采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楊守敬、熊會貞之說，以正《存真》、《輯校》系年及引文之誤。又如《太平御覽》，三家所據或僅為清鮑崇城刻本，今據影宋蜀刻本及鮑本參校。例《御覽》卷八九○所引，鮑本作“杜林”，《訂補》據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之說，謂當作“杜林”，而影宋本正作“杜林”，本不誤。再如《存真》、《輯校》所據《史記》三家注，以殿本、金陵書局本為主，僅《訂補》間據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今據影宋黃善夫本、影宋浙刻集解本、汲古閣刻單行本索隱、清殿本、金陵書局本，以及《會注考證》與日人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校補》廣校眾本及日本所藏諸古寫本，取資尤多。

　　（四）三家所輯多據諸書引文，以文義并為一條，且間有改易。今從觀古堂輯佚書之例，直鈔原書，各條歸各條，獨立戶頭，不相合并。庶可見各書所引之原貌，于異同之中尚可略尋荀、和本及束晳本之痕跡，所引書名亦冠于前。復選其一以至二、三為主條。主條指較為完整者，不按時代先后，非主條則按照時代先后排列。

　　（五）三家所輯起于五帝，蓋據《史記·魏世家》集解所引和嶠之說。然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云：“《紀年》 篇起自夏、殷、周。”杜氏所見自為荀、和本，是荀、和二人初次整理之本亦起自三代，與束晳重定之本同。《集解》所引和嶠之說，乃系“荀勖曰”之語，此一段文字即《紀年敘錄》。則所謂和嶠云起自五帝之語，為和氏一人之見，故荀勖《敘錄》特表出之。而荀、和本，如杜預所見，仍起自三代。朱右曾云：“豈編年紀事始于夏禹，而五帝之事，別為一編乎？”雖無確證，所測尚于事理頗合。今從此說，以關于五帝之佚文，作為本書夏殷周紀之附錄。

　　（六）古類書、古注等所引古本《紀年》，于年世無可比附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一。

　　（七）三家所輯之佚文，以及未為三家所輯，皆有疑問不入正文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二。

　　（八）南宋人所引《紀年》佚文較多，三家皆入輯者，為羅泌、羅蘋父子之《路史》一書，朱右曾謂羅氏父子未見《紀年》原本，其說可從，今輯為本書附錄三，并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之例，為《〈路史〉所引〈紀年〉輯證》。

　　（九）今本《紀年》雖為后人所輯，尚可供參考，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綜合清人治今本者之成績，今標點校正，一并收入。

　　（十）所輯各條，其原書名與原文不相接者，如《水經·河水注》引“《紀年》又云”者凡兩條，一在晉武公七年，一在八年，第一條今作“《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云云，第二條作“（《紀年》又云）：（晉武公）八年”云云，加（）號以資區別。引文中有訛、舛、誤、脫者，亦用（）號以示訛、衍，[]號則示改正之字或脫文，其據各本參校徑改者不屬此例。

　　方詩銘

　　一九七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