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背影：讀朱自清日記感言
一個中學教師一躍成為大學的教授，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無異于天方夜譚，而在五六十年前，這現象卻也并不怎么奇怪，除了大家熟知的錢穆以外，朱自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1925年，清華學校增設大學部，要胡適推薦教授人選，胡適推薦了朱自清先生，這有朱自清先生事后的感謝信為證：“適之先生：承先生介紹我來清華任教，厚意極感！自維力薄，不知有以副先生之望否！……”（
生活的顛沛流離雖然結束了，但心靈的“彷徨”卻不是能夠輕而易舉地象“羽毛般飛揚”的。1927年1月，朱自清先生攜眷正式搬到清華西院，1927年07月的一個晚上，朱自清先生“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后來寫下了廣為人知的《荷塘月色》，文末說“到底惦著江南了”，除了一般教科書式的詮釋所說的表現了作者憂時傷世的情懷、關心南方的戰事外，是否也透露出朱自清先生對南方五年生活的某種眷戀和內心的矛盾彷徨？雖然這五年生活窘迫，有時甚至靠典當衣物度日，然而，這種生活體驗對文學創作卻是極為有利的，所以這一時期也是朱自清先生詩歌散文的豐收期，如散文《溫州的蹤跡》、《飄零》，小說《笑的歷史》，長詩《毀滅》等。進入清華后，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26和1927年，是朱自清先生生涯中具有轉折意義的兩年。就在 1926年，曾創辦最早的新詩刊物《詩》、加入過湖畔詩社的朱自清先生停止了新詩寫作，這一停就是20年，直到聞一多遇刺的1946年，為紀念聞一多，性格“和平中正”的朱自清先生才以磅礴的激情寫了一首新詩《挽一多先生》，這也是他最后一首新詩。除《挽一多先生》外，
學術的道路雖然確定了，但朱自清先生內心的“陰影”卻是怎么也揮之不去的了，只不過內容有了些許變化罷了。正象馬克思說的：“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學術之途也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平坦，從一個寫作新詩的詩人轉變到一個大學的教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對生性嚴謹認真的朱自清先生來說尤其如此，這在日記的幾次記夢中真切地表現出來了。1931年 8月到1932年7月，按清華大學的規定，教授每工作五年可以享受出國休假一年，朱自清先生在歐洲旅行，異域的風光、輕松的環境并沒有緩解內心的緊張，
到了西南聯大時期，朱自清先生內心越發地“不寧靜”了。西南聯大人才匯萃，史稱“文化西遷”，形成了一個良性競爭環境。就拿和聞一多的關系來說，人們雖然常常以“聞朱”并稱，實際上，在學術上多重聞而輕朱，朱自清先生也非常敏感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在我們熟知的聞朱合作的背后，也存在著鮮為人知的聞朱競爭，朱自清先生更是把這當作自己進行學術研究的動力之一，如
顯然，朱自清先生并非真的象夢中所說的“從不讀書”，而他的“研究精神”也是很值得稱道的。就算在歐洲休假期間，他也并非只是游山玩水，而是廣泛吸取西方文化的特長，從研究的角度加以思考， 如
雖然當時并沒有嚴格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標準來檢測朱自清先生，但胡適和俞平伯的眼光是準確的，把沒有多少學術根底和學術訓練的朱自清先生推向學術之路，好象有些冒險，可是，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生涯證明他們并沒有看錯人。很快，朱自清先生1926年 4月就寫出了《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一文，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在文中，朱自清先生認為“現代人研究現代生活，比較地實在最為適宜；所以為真理的緣故，我們也應該有些人負這個責任”，文中的所提出的這個看法對今天仍有啟迪意義，李學勤先生不久前就呼吁“研究總結和自己最接近的時期的學術史，有更現實的重要意義”（《文匯讀書周報》
先說“專門就現代生活作種種的研究”，這方面朱自清先生主要有對新詩、新文學史的研究。朱自清先生在 1926年以前是寫新詩的，對新詩的研究自然會比其他研究者有更多的體會，而他也是對自己的新詩評論頗為珍視的，從他收到《新詩雜話》后寫的那段話就可看出：“盼望了三年多，擔心了三年多，今天總算見到了這本書！……說是‘敝帚自珍’也罷，‘舐犢情深’也罷，我認了。”他對新詩有許多創見，如把新詩劃分為“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三派，至今仍為大多數論著所接受。對于新文學史，朱自清先生寫了《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瑤在《先驅者的足跡》一文中說：“朱先生的《綱要》可以說是最早用歷史總結的態度來系統研究新文學的成果。”《綱要》分四部分研究新文學：“背景；經過；‘外國的影響’與現在的分野；各論：詩，小說，戲劇，散文，文學批評。”作為新文學的當事人，研究起來自然便利，不象后來的研究者，終究“隔”了一層。難能可貴是，朱自清先生能保持一個相對中立的立場，從“ 學衡”到“新月”，從“象征詩派”到“革命文學” 等等，都在朱自清先生的視野之中。另外，朱自清先生還寫有很多這方面的文章，如《關于“革命文學”的文獻》、《〈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等，有不少精辟的論斷。
在“搜集現存的歌謠和民間故事”方面，朱自清先生雖然沒有親自參加搜集歌謠的活動，但他對這類活動非常關心和支持，如他寫有《中國近世歌謠敘錄》一文，實際上，這是一個關于本世紀初歌謠收集與研究的目錄，對了解本世紀前半期歌謠運動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工具性文章。又如他對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學生劉兆吉采集歌謠的行動大為贊賞，為劉的《西南采風錄》寫序，相信“劉先生的力量是不會白費的”。他寫有《中國歌謠》一書，這實際上是一個詳盡的資料匯編，在其中，他也廣泛吸取了國外關于歌謠研究的成果。
在朱自清先生所說的第二個方面，他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上。正如他在《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中所說的：“現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兩大困難。第一，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披沙揀金去。第二，得讓大家相信文學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并非無根的游談。換句話說，得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來。”看來要做的工作很多，如何著手呢？《詩言志辨》的序中說：“現在我們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愿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詩言志辨》正是這樣一部著作，他在詳細掌握資料的基礎上，抓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幾個核心概念——“詩言志”、“比興”、“詩教”和“正變”加以仔細的剖析，并不忙著去建立宏大的系統。在資料的搜集整理上，朱自清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如他的《古逸歌謠集說》、《詩名著箋》、《十四家詩鈔》、《宋五家詩鈔》就是這樣性質的著作，他還帶三個研究生一起編《詩話人系》，“主要的是將各家詩話分人剪貼一處，這就是所謂‘人系’”。有了堅實的資料基礎，再做宏觀方面的思考就不是“無根的游談”了，如《中國文評流別述略》中，朱自清先生把中國文評分為五大類，“這里姑不確定類名，只標出他們所論的主體”，為什么這樣呢？“因為借用外國名字，苦于不貼切，自定名字，又嫌閉門造車，怕不合式”，朱自清先生的嚴謹又一次表現出來了，是哪五類呢？“論比興，論教化，論興趣，論淵源，論體性”，應該說這五類的分法還是合適的。朱自清先生還寫有大量這方面的論文，如《樂府清商三調討論》、《詩多義舉例》、《詩文評的發展》等。可以說，朱自清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上為我們確立了良好的學術規范，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外，還有《中國文學史講稿提要》，這是一個殘稿，而且只是提要，所以無法整體地看到朱自清先生的關于撰寫文學史的想法，但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朱自清先生持的是一種“大文學史”觀念，先辨析“文與文學”的關系及“文學史的意念”，然后從文化（民族、社會）、語文（語言、體性）、巫史（神話、祝宗十史）、書記（記言記事、書志）等各個方面來論述文學的“傳統”。再以時間為緯，文體為經論述的發展，給人的印象是論述的范圍非常廣泛，而且比較多的論述了各種文學產生所需的各種具體因素，如載體、場合等，也比較多的談到了文學的特性。
雖然從總體來說，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也許戴不上現在那頂有些用濫了的“國學大師”的帽子，但他確實是一位嚴謹認真求實的學者，他的新文學史研究、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歌謠研究都在學術史上有導夫先路的作用，而且也不乏象《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這樣的頗具考據功底的文章，他是真正做到了“微觀上嚴謹，宏觀上開闊”的。而且，朱自清先生還特別注重學術成果的普及，《經典常談》就是這樣的杰作，雖然“這中間并無編撰者的創見”（見自序），但“盡量采擇近人新說”，以平易淺近的語言寫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朱自清先生的學術風格是和當時的學術風氣緊密相連的，尤其是和“清華學派”的風氣是相通的。如果說民國初期的北京大學是一種“兼容并包”的格局，而以新舊兩派的“攻守之勢”為主要特征的話，那么清華走的是另一條路，正如馮友蘭先生在“泥古”與“疑古”之外，另辟出“釋古”一途一樣，清華著重的不是“守成”與“破壞”，而是“建設”，呈現出一種“中西融匯，古今貫通”的建設的風格，這一風格貫穿清華文科哲學、歷史、文學各系，形成一種廣義上的“清華學派”。這一總體風格對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有很大影響，而從上面對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的介紹中又可看出，他將是這一風格加以貫徹發展了的。另外，其他如“白話文運動”、“歌謠運動”等對他也有很大影響，而朱自清先生的研究和創作也成為當時這些思潮的一部分。
朱自清先生有一些學術思想是值得重視的，如前面提到的《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中所表述出來的，要“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學術價值”，“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等。另外還有講究“中西融匯，古今貫通”的思想，朱自清先生還將這一思想體現在他的辦系實踐中，清華大學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楊振聲說：“系中一切計劃朱先生和我商量規定者多。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合。”在 1931年為《清華周刊》寫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中說；“我們并不看輕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工夫，但在這個時代，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覺得還有更大的使命：這就是創造我們的新文學。”這種求新而又不忘傳統的精神是值得借鑒的。
另外，朱自清先生不僅自己能夠認真嚴謹地從事學術研究，而且因為朱自清先生懂得學術，也就知道怎樣以學術之道教育、培養年輕人。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學生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然而也有學生“恃眾要挾”， 寫于1939年 4月的《中年人與青年人》說“青年人一面利用他們的強固的集團組織從事救亡運動，一面也利用這種組織的力量，向學校作請求免除考試等無理的要求。青年人集團組織的發展，原是個好現象。但濫用集團的力量，恃眾要挾，卻是該矯正的”，“在學校里發展集團組織，作救亡運動，原都可以；但學校還有傳授知識、訓練技能、培養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團組織和救亡運動兩種作用，學校便失去它們存在的理由，至少是變了質了”，“現在居于指導地位的中年人所能作的，似乎還只是努力學術研究，不屈不撓地執行學校紀律，盡力矯正和引導青年人，給予他們良好的知識、技能和品性的訓練”。看了這幾段話，我們也許可以明白為什么西南聯大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仍能培養出一批杰出的學生，正是因為西南聯大有象朱自清先生這樣一批既懂得學術又關心青年的長者，他們是能夠真正理解“大學”、“教師”和“學生”這三個概念的真正含義的。需要說明的是，朱自清先生并非不關心學生運動，他親自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曾有被追捕的學生躲到他家里去，說明學生對他的充分信任。
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成立了陣容龐大的《朱自清全集》的編委會，成員有葉圣陶、鄭振鐸、吳晗、俞平伯、浦江清、李廣田、王瑤、余冠英、徐調孚、季鎮淮和陳竹隱等，由浦江清任主編。到 1952年大體完成了全集的編輯工作，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部全集卻沒有能夠出版，只是1953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了全集的精簡本，即 4卷本的《朱自清文集》。在這一點上，朱自清先生遠沒有聞一多幸運，朱自清先生主編的《聞一多全集》是早在1948年8月就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的。 1997年江蘇教育出版社終于出齊了《朱自清全集》，尤其是包括朱自清先生的日記和書信，這自然是件令人額手稱慶的好事，然而，粗略讀下來，卻發現有點疑問。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5月出版的《朱自清年譜》第167頁，
在日記中說：“一些激進學生對其同志發出通知，稱彼等應努力促進華北大同盟。（彼等制造流言，）稱華清池有五萬人請愿，要求對日宣戰，而約四十人被蔣的衛士開槍打死，因此張學良的行動是正當的。（多么骯臟的騙局！”）
然而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的《朱自清全集》第9卷447頁同一天的日記卻少了“彼等制造流言”、“多么骯臟的騙局”等字樣，所缺的文字，正是
《全集》的編者在編后記中說：“雖然把日記全部發表，可能會有利于對他的研究；但把其中確屬個人隱私的一些記載也發表，卻是對作者的不尊重。”不發表“確屬個人隱私的一些記載”是可以理解的，但所刪的內容卻似乎只是普通的政見而已，是與“個人隱私”無涉的。偶爾在《聞朱年譜》附錄中，翻到朱先生的弟子季鎮淮先生 1978年的一段話，在紀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座談會上，他說：“舉國震驚的‘西安事變’發生后，先生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通電討伐張學良的起草人之一，這時，先生雖不免有正統觀念、對國民黨反動派仍存幻想，但先生這一行動實際上也還是從愛國立場出發的。”季先生對朱自清先生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做了客觀的評價，每個人都無法脫離所處的時代，料想朱自清先生也不例外，這是完全不必諱言的。有意思的是，《年譜》的編者之一恰恰是《全集》的責任編輯之一，因為無法看到日記原文，所以真不明白為什么會出現上述的歧異，是由于字跡渙滅、格式凌亂，還是其他？心念及此，不禁沒來由地對日記其他內容也有些擔心起來。
朱自清先生所說的“現代生活”有“學術價值”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現代生活”的文獻充足完備。然而，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想到，我們并不能因為近現代離我們相隔不遠，就對近現代的文獻深信不疑而加以引用？學術研究最基本的條件是資料的完備與準確，過去一般更重視古代文獻的辨偽存真、鉤沉輯逸，對近現代文獻的整理與保存往往重視不夠，要知道“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與其等到以后花百倍的力氣整理近現代的文獻，不如現在就動手，以真正對歷史負責的認真精神加以整理和挽救。
作為后人，我們實際上已經無法完全復原前人的面貌，只能從遺留的材料中依稀看到前人的背影，我們看慣了作為散文作家和民主斗士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不是也應該了解一下作為學者的朱自清先生，也應該以學術研究的眼光和角度來評價評價朱自清先生呢？或許這樣會更全面些，也更真實些，使朱自清先生不僅能給我們留下一個高大的背影，也能給我們留下一個更為完整、清晰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