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車行備課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
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念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的統治階級的國，統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聯，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說，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淚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讀到這里，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后的人民有無義務繼續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頭收剎了他的筆，轉到另外的方向：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并且似乎沒有什么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并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我們不能說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像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征亡盡”而自己又被征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凄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子。
總之，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