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語文修辭無處不在
那么，詞語和句式的選用是否有一定的原則呢?答案是肯定的。選用詞語應遵循的一般原則是準確、鮮明、生動、簡練。例如《藥》中寫刑場交易：“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倘若把前六個動詞分別易而為“拿”“剝”“包”“交”“要”“摸”，語法上并無毛病，但詞義不準確，修辭效果也相差太遠，因為這改動后的六個動詞不足以顯示劊子手的殘暴、兇狠、粗俗、貪婪。這是說準確。《藤野先生》初稿中寫：“從此就看見許多新的先生，聽到新的講義。”后來改句中兩個“新”字分別為“陌生”“新鮮”，便使語義更為確切、鮮明。因為“新的先生”可以是“新來的先生”，也可以是“初住的先生”，“新的講義”可以是“剛編好的講義”，也可以是“剛發下來的講義”；“陌生”則指素不相識，首次見面，“新鮮”則指從未學過，首次接觸。這是說鮮明。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寫“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句中“瀉”的意思是“照”，然而用“照”則平淡乏味，因為“瀉”原義是“液體快速地流”，所以，這里用“瀉”便將靜景寫得生動活潑。同樣，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寫“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其中“穿”“拍”“卷”的同義詞分別是“插”“撞”“掀”，然而一比較就會發現，“穿”“拍”“卷”比擬性的動作比“插”“撞”“掀”更生動，更形象，更貼切，更逼真，更傳神。這是說生動。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長沙》中有“萬類霜天競自由”一句，句中“競”字的選用達到了不可更動的地步，它包含了“爭”和“比”兩重含義，倘若換用“爭比”既不精練，也不通順，當然更不合詞格的要求。這是說簡練。這里需要注意，不能因為強調簡練便丟掉了詳繁，須知簡練有簡練的好處，詳繁有詳繁的妙用，關鍵在于表達的需要。例如《水滸》寫林沖在風雪交加中離開草屋時有一句：“那雪正下得緊”。這一句既詳又簡。魯迅評道：“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周先慎評道：“一個‘緊’字，境界全出。”從這一點說，劉勰的標準十分科學：“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文心雕龍•容裁》)
句式的選擇和搭配也有一定的原則，通常要顧及語氣貫通，音韻和諧，重點突出，合乎語境。例如主動句與被動句的選用：“我軍攻占了211高地，敵軍的退路就被我軍堵住了。”一般情況下，后一分句不宜用被動句式，改為主動句“就堵住了敵軍的退路”，不僅前后語氣貫通，而且簡單明了。肯定句與否定句雖然都可以表達相同的語意，卻往往有語氣輕重之分。例如，“蜜蜂是畫家的愛物，我卻總不大喜歡。”“可是從此以后，每逢看到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總不怎么舒服。”(楊朔《荔枝蜜》)前句中“總不大喜歡”比“總有些討厭”語氣要輕些；后句中“不怎么舒服”也比“總有些難受”平和委婉。在某些語境中，雙重否定式較之一般肯定句式往往語氣更強，肯定程度更高。例如，“在這次抗洪救災的前線，沒有一處沒有解放軍……。”(馬識途《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有時長句有長句的妙用，短句有短句的功效。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人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毛澤東《什么是知識》)“‘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魯迅《藥》）前面的長句周密嚴謹，準確無誤；后面的短句通俗、簡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某些特定的語境或某些文體(特別是詩歌、戲劇)中，常常不用一般句式，而用特殊句式。前者如“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湯問》)強調謂語；“誰不喜歡呢?從心里，從靈魂深處。”(吳伯簫《歌聲》)強調狀語。后者如“三歲貫女，莫我肯德。”(《詩經•碩鼠》)賓語前置，音韻和諧；“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國際歌》)強調謂語內容，增強表達效果。此外，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的變換、選用，也完全依據于表達的需要。這類為了表達需要而靈活恰當地選用句式的范例，在文學語言以及口語表達中比比皆是，不一一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