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符號趣史

    我們現在使用的標點符號，是從國外引進的，到現在還不足100年。
    倡導新式標點的人，首推陳望道。他在1919年10月間，用文言文寫了《標點之革新》一文，發表在《學藝》雜志第3卷上。不久，他又寫了《新式標點符號的用法》，發表于1919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友會十日刊》1至5號上。
    另外，主張全面引進標點符號的，還有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等人。他們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于1919年11月29日向政府提出一份《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的建議。教育部即于次年2月，以第53號訓令的形式通令全國采用、推廣。
    在中國推廣新式標點符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起初受到頑固派的拼命抵制，他們硬說驚嘆號(!)有什么好，放大了看像炮彈，縮小了看又像細菌，以此貶損標點符號的功用。
    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曾回顧廣標點的艱苦歷程：“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有些新文學作家在使用省略號時往往任意延伸，有的競長達大半頁，全是小點點，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魯迅在《“……”“口口口口”論補》一文中嘲諷道：“在洋書上，普通用六點，吝嗇的卻只用三點，然而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際，就漸漸的長起來，九點，十二點，以至幾十點。有一種大作家，則簡直至少點上三四行，以見其中的奧義，無窮無盡，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
    標點符號在文章里雖然重要，但當時的出版界卻不重視它，在支付稿酬時，一定要把標點和空格從字數中扣除，不付稿費。有一次，魯迅應約為某書局翻譯一本書，事先探知出版社不支付標點和空格的稿酬，于是干脆把已脫手的譯稿從頭到尾地連接起來，不讓稿紙上有一個空格，既不分章節、段落，也不加標點符號。譯稿寄出沒幾天，書局就把它退了回來，并附了一封信，要求分出章節、段落，再加上標點符號。魯迅復信說：“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標點符號，可見標點和空格還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數了。”那家出版社沒有辦法，只好采納了魯迅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