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活在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之下的人們來說，新世紀的到來實際上也是尋求的相互理解，尊重各自文化、超越差異的開始，尤其在不時發生令人遺憾的暴力、憎惡與相互缺乏溝通的現實之中，這種開始與它的持續顯得尤為重要，我們有義務去填補這一深刻的裂痕，就美術自身而言，以它的正氣、單純、信譽參與到社會現實中來也尤為重要。

　　在這世紀的轉折點，我們對亞洲美術進行調查的同時，也似乎聽到藝術家們異口同聲地發出“Collaboration（共同合作）”的聲音。它體現了一種與以往的合作方法及理念所不同的探索和追求。另一方面在我們環視周邊時可以看到，“共同合作”在社會的不同領域和行業也開始被廣泛使用，已成為一種流行的語言，體現了對20世紀語言框架的變化、趨向和要求。盡管至今為此，A與B仍以各自的方式行走，但由于雙方的共同合作，必將帶來新的發展。

　　就藝術的領域而言，改變既往的框架意志，也是關心共同合作的根源所在，對于世紀轉折點的亞洲新藝術來說，“共同合作”具有一種什么樣的特征和傾向呢？

　　以往的美術領域有所謂訂貨制作，就像大型雕塑一樣，作品交付工場制作。也像電影的系統一樣，實行分工制作，然后再由許多人員參與到同一制作之中。當然在近代的美術制作中，無論東西方，在“工場”或“作坊”里都有師傅與徒弟的關系，作品也由許多雙手分擔制作。然而，本次展覽要表現的共同合作，并非作為手段而直接成為一種目的，通過共同制作，以期形成與制作相關者的關系及交流；或者說更加關心作為共同合作形成的場所、并圍繞共同制作的各種關系在作品中得到的反映，使之成為創作的契機。

　　一個明顯的傾向是，作為亞洲豐富的傳統工藝以及受歡迎的大眾藝術的制作者，與其說是我們習慣上的藝術家，實際上可以歸類為職業工匠，他們有時也被當成是藝術家作品制作的參與者。這種合作并不只限于某件作品制作中藝術家與工匠的共同制作，也包含著工匠們制作的工藝品或大眾藝術的作品被藝術家引用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的形態。

　　這次參展的藝術家中，印度尼西亞的Nindityo Adipurnomo顯示了一種對工藝、技術的關心，并嘗試著與工匠們的共同制作。他以古都為據點，并且一直以Javan人的主體意識、身份作為自身的問題，對Javanese傳統文化、工藝世界持以很高的熱情和關心，并且將此自然地溶合到與Javan人藤編工匠的共同制作之中。

　　其他的作品雖然沒有直接與工匠共同制作，但將傳統性手藝技術作品作為素材而使用不在少數，如將祖母的婚禮裙及現成的花鏈等放進作品來表現斯里蘭卡中產階段女性的歷史與記憶的Anoli Perera、在少數民族的手織布上抽引紗線，使之出現乳房的姿態的Pinaree Sanpitakk、以真實的人實際使用過的衣服、箱子作為裝置構成的尹秀珍以及嘗試著與都市日常用品的制作工匠、技術者、制造者共同合作的Adeela Sleman。

　　也有通過對傳統技術、手藝的學習，直接與工匠合作的藝術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要數泰國傳統繪畫的第一號人物Panya Viginthan asarn，他充分掌握了泰國傳統寺院壁畫技法，創作時采用的是傳統工房制作的流程。其他還包括通過傳統的紋樣技法，使喇嘛教的故事賦予一種現代性感覺的Long Sophea、將中國神話及民間傳說作為創作的源點，并吸收民間影視劇的李明則、將地域性傳統陶藝技術用于雕塑創作的Alak Roy、采用傳統細密畫技法表現現代性問題和意識的Aisha Khalid、繼承家庭中代表女性繪畫技術及宗教圖像“Rangoli”的Noni Kaur以及使用工藝要素的Risham syed等。

　　此次展覽所揭示的“共同合作”的主題一方面對來自西方的“美術”概念重新認識并以期有所超越，換句話說這也是對藝術作為所謂天才個人的創造等藝術觀的疑問。另一方面針對近代性“美術”概念中繪畫、雕刻的中心位置似乎成為一種固定的體制背景下，有意識地導入、吸收周邊的手工藝技術、大眾藝術、民俗藝術，從亞洲的角度重新認識“美術”的含義。

　　在這些共同制作的作品中，有藝術家同行之間的合作、藝術家與手藝人的合作，也有面向一般普通百姓的交流合作。陳少峰通過長時間與一個村的村民的共同生活、交流，與農民互畫肖像并以此作為一件作品。Satish Sharma的攝影工作室則成為一種自我表現的裝置，在這里本來作為客體的人們參與到創作之中，通過與攝影家的共同合作從而發現了自我。Nikkis·Lee深入美國多文化社會的各種公共交流設施，通過大家參與合作而使得作品的概念得以成立。林天苗的作品則把與友人的共同協力卷繞線球的經驗，作為其作品的重要要素。柳幸典通過一般的觀眾參與其空想紙幣的制作過程，使其作品開始成立、展開。這一切對“由觀眾去鑒賞藝術家創作的作品”這樣單一的藝術指向和關系提出疑問并作重新認識。

　　此展也有致力于共同制作交流的“場所”或者說可以實現共同交流的“場所”而引起注目的藝術家，像以繪畫手段表現大家族日常獨特空間和浪漫愛情的You Bee Ling，在這里作為大家族共同生活的“場所”得到升華。Jung Yeondoo將對一般勞動者來說仿佛如同夢境的舞場導入自己的作品，通過舞蹈這樣一種合作方式以展示人生的側面。Soeung Vannara將交流活動中的風箏作品化。John Frank Satado在對“藝術”與“咒術”不加區別的山區、少數民族的交流場所，以自己的作品作為交流設施及自然環境保護的祈禱，而展示了又一層機能所在。Song Hyunsook在其創作的草圖中，表現了他對幼兒時期故鄉的記憶，在透過咒術般的靈性力量，簡潔的象征性物體造型讓人解讀。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伴隨冷戰構造的崩潰和民主化的進程，經濟成長及社會狀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與此同時亞洲的美術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涉及政治性、社會性主題的作品不斷增加；藝術家較以往更關注自身與現實，周圍的事物及日常等被應用在裝置或者行為藝術等形式之中，一種在現實中導入交流的藝術形式開始登場，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由觀眾參加的形態”，觀眾一方面參加這一交流合作場所的設定，同時也參與到藝術家的作品制作過程。

　　在這里作品的社會機能發生了變化，從表現急變社會的各種現象，到參與到現實變化本身。就其背景來說，急速的社會變化使傳統的共同社會及大家族制產生了瓦解，人們失去了以往的相互關連，人們開始尋求重建一種新密切關系。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使得信息互換，媒體通信手段變得非常容易和方便，現代情報網絡以及攜帶電話、電子伊妹爾的快速發展，使信息傳遞、交流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弊端也同時顯現。家庭中夫婦間的電子伊妹爾對話，失去了一種語言對話的樂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淡薄，在這里藝術作為更深層次上實現人與人的交流，系結人與人的關系并非不可能。在一定的時候以一定的方式，從單純的信息交流出發，人們努力建構一種健康能動的交流方式和可能性，以期成為一種自然的形態。從互換信息的交流到共同合作這一走向，實際上也暗示了這三年亞洲美術的一種變化。

　　此次展覽正是借助“手”的交流合作來體現對豐富的人間關系關心的趨向。現在就國際美術動向來說，采用不斷進展的科學技術的映像作品極為盛行，這種傾向在亞洲也逐年增強，然而與此同時，旨在與豐富的傳統工藝、民間藝術相關連的作品、體現手工制作、手的技巧、手藝這樣一種溫暖的人間關系的作品趨向也逐漸增多。今天，恐怖事件及戰爭已經可以通過衛星在全世界直播在這個數碼映像已經泛濫全球的時代，反過來重溫“共同合作”，它讓我們重新認識并感受到藝術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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