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刑法理論在討論假想防衛時對假想防衛的成立條件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導致將假想防衛的成立范圍認定過寬，進而導致依照假想防衛的通常處理原則來處理結果失當。假想防衛是行為人對正當防衛的起因條件產生了事實認識錯誤，但這絕不意味著只要行為人基于這種事實認識錯誤實施的任何所謂的“防衛行為”都構成假想防衛。刑法理論通說認為，成立正當防衛需要具備五個要件:起因條件(存在現實的不法侵害)、時間條件(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主觀條件(具備防衛意圖)、對象條件(針對不法侵害人本人)、限度條件(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但是，筆者認為，成立假想防衛除了不符合正當防衛的起因條件之外，其余四個條件必須具備，否則就不成立假想防衛，亦不能依照假想防衛的處理原則——過失或者意外事件進行處理。概言之，假想防衛的成立條件可以概括為如下五個要件:起因條件(客觀上不存在現實的不法侵害而行為人誤以為存在)、時間條件(假想的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主觀條件(具備防衛意圖)、對象條件(針對假想的不法侵害人本人)、限度條件(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事實上，本案中謝某的行為明顯超過了防衛的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損害，不符合假想防衛的限度條件。該種情形屬于刑法理論上所說的“假想防衛過當”，在德日刑法理論中則稱之為“誤想的過剩防衛”。對于假想防衛過當，理論上將其概括為兩種情形:一種是雙重錯誤形式的假想防衛過當，一種是單一錯誤形式的假想防衛過當。前者是指行為人既對不法侵害存在產生誤認，又對防衛行為的限度發生了錯誤認識;后者是指行為人只對不法侵害的存在產生誤認，而對防衛行為超過防衛限度條件有明確認識。對于雙重錯誤的假想防衛過當，由于行為人既對行為的性質發生了誤認，又對防衛行為超過限度條件欠缺認識，由此決定了行為人欠缺違法性認識，理應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失，則可能構成過失犯罪。對于單一錯誤形式的假想防衛過當，由于行為人對防衛行為超過限度要求有明確認知，即便他沒有對行為的防衛性發生誤認，也完全可以認識到過限的防衛行為的違法性。在明知其行為超過了防衛的限度條件而故意追求或者放任過限的結果發生的情況下，當然應構成故意犯罪。

　　對于假想防衛過當能否適用刑法第20條第2款關于防衛過當減免處罰的規定，理論上還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對于假想防衛過當不應當適用防衛過當減免處罰的規定。無論是雙重錯誤的假想防衛過當還是單一錯誤的假想防衛過當，如果適用第20條第2款的規定，都有可能導致假想防衛過當的處理結果反而比假想防衛處理結果更輕的結果，違背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此外，立法者規定防衛過當減免處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正當防衛行為的提倡和保護，是“正義毋庸向不正義讓步”理念的體現。而在假想防衛的場合，由于事實上不存在“正義對不正義”的情況，如果可以對假想防衛過當減免刑罰也有違立法宗旨。當然，對于假想防衛過當者畢竟是基于防衛意圖而實施的錯誤防衛行為，其在責任層面上較一般犯罪為輕，故可以酌情從輕處理。

　　綜上，本案中謝某在明知自己用鐵叉擊打他人要害部位會導致顯屬過當的嚴重后果的情況下，仍然去實施這一行為，屬于單一錯誤形式的假想防衛過當，應以故意傷害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