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司馬光傳(選自《宋史》)

　　元祐元年，司馬光又患病，皇帝下詔讓他朝會后再去拜見，不要激動。當時青苗法、免役法、將官法還存在，而對待西方少數民族的意見也沒有統一。司馬光嘆息說：“這四種禍患沒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寫信給呂公著說：“我把身體交給了醫生，把家事交給了兒子，但國家大事沒有可寄托的人，現在把它交給您吧。”于是他評論免役法的五點害處，請求朝廷下令罷黜此法。建議各位將領下屬的兵士都要隸屬州縣，軍政事務應當委托郡守、縣令一同決定。廢除提舉常平司，將其事務轉交給轉運使、提點刑獄。他還認為，關于邊疆問題，以和少數民族講和為好。認為監司現在多為新近選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應當命令親近的臣子從郡守中選拔舉薦，而要在通判中選拔轉運判官。又建議國家設立十科薦士法。皇上都聽從了他的意見。

　　又拜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準許他坐肩輿，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馬光不敢接受，他說：“不見君主，不能夠處理事務。”于是皇上下詔讓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攙扶著司馬光入朝和皇帝商議事情，并且對他說：“你可以不下拜。”在司馬光的再三反對之下，朝廷終于罷去了青苗錢，恢復了常平倉的糶糴法。太皇太后都虛心地聽從他的意見。遼國和西夏的使者來了，一定詢問司馬光的起居和身體狀況。

　　而且他們的君主命令他們的邊境官吏說：“中國任用司馬光為宰相了，不要輕率生事，發生邊境糾紛。”這時，朝廷對司馬光言聽計從，司馬光也想要以身報國，于是他親自過問所有事務，不分晝夜地工作。賓客們見他身體羸弱，就用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勸他引以為戒。

　　司馬光說：“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別去管它。”于是他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將死之時，他已不再有知覺，然而他對別人仍然懇切教導，好像是在夢中說話，但所說的還都是朝廷、國家的大事。

　　這年九月，司馬光去逝，終年六十八歲。太皇太后聽到司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喪，以至明堂建成的大禮也沒有去參加祝賀。贈封司馬光為太師、溫國公，贈給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禮服，贈送的銀絹多達七千。并下令讓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監護喪事，歸葬到陜州。謚號文正，賜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司馬光這個人可以稱得上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節儉、正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哥哥司馬旦的家。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說話從來沒有隨便說過一句，他自己說：“我沒有什么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陜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說：“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么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后，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到了紹圣初年的時候，御史周秩首先說司馬光誣蔑、誹謗先帝，全部廢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請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沒有允許，但下令剝奪他的贈謚，推倒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止地攻擊司馬光，于是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追貶他為崖州司戶參軍。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復他為太子太保的名分。到蔡京專權的時候，又降司馬光為正議大夫，在京城撰刻《奸黨碑》，并命令郡國也都刻石立碑。長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辭說：“我是個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義。但像司馬相公這樣的人，海內外都稱贊他為人正直，現在反說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長安府的官吏感到惱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著說：“我被征發服勞役，不敢推辭，但在碑的最后請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聽到此話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至靖康元年，重又贈他原先的謚號。到建炎年間，將他供奉在哲宗的廟里，與哲宗一起享受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