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隨筆:敬悼蕭乾先生
蕭乾先生仙逝已經半年了,在八寶山公墓向他的遺體告別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他安詳地靜臥在無數花藍與花圈的包圍之中,永遠閉上了那雙睿智而頑皮的眼睛。但是我更熟悉掛在墻上的那張巨幅照片,照片里的蕭乾先生笑容滿面,生氣勃勃,這樣的神態我見過多次,今天他仿佛依然端坐在那里與我這名晚輩對談。
認為蕭乾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五十年代末我還是個中文系的大學生,那時候是“左”風勁吹的年代,不少前輩作家已被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許多優秀作品都被打入了“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冷宮,我們被迫干著“土法煉鋼”、“打麻雀”等與讀書毫無關系的活計,在極度郁悶之中,我便想方設法地尋找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在這樣的情形下我看見了蕭乾先生的長篇小說《夢之谷》。那里面引述了早就流傳在北京的一首兒歌:“小白菜啊,心里黃啊,三歲兩歲沒有娘啊!……”我一看見這首歌詞,立刻在心里哼唱起它的曲調,這首歌曲是童年時代即熟知的,一邊哼唱,一邊淚水也就奪眶而出了。好像因為有了這首兒歌,就對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從此也就開始關注寫出了此書的這位作家。有人曾經明言,看小說是只看故事不看作者的,我則不然,我每逢看到一部好書,都會非常留意作者的名字,我開始癡迷文學時年齡很小,很多作家當然都是我的前輩,但在我的心里,我已與素不相識的他們結成“忘年交”了。
有幸面見蕭乾先生本人,則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位文學界前輩的引薦之下,于1978年一個春日的下午,我敲開了北京天壇南里一座普通居民樓里的一個普通單元的大門。開門的是文潔若先生的三姐文常韋女士,她是蕭家的管家,一位腿有殘疾、衣著樸素、很有教養的知識女性。
第一次看見我所尊敬的蕭乾先生,印象著實深刻難忘。他的外貌極有風格,正如他的作品。他有一張使我立即想起了彌勒佛瓷像的面龐,圓圓的,胖胖的,總是憨態可掬地微笑著,目光中流露出睿智、慈祥和頑皮。他的衣著更是特別,一件說不出是什么顏色的紫不紫棕不棕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仿佛日本的和服,皺皺巴巴,但一看便知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既寬松又舒服的,像他的第二層皮膚。他的書房里堆滿了書籍報紙雜志,顯得既凌亂又整齊,說它們凌亂是外觀,說它們整齊是蕭先生一伸手就可拿到他所需要的東西。書桌挨著墻面擺放,蕭先生則坐在書桌前面的一張轉椅上。有客來訪時,他把椅子一轉,正對著客人談話;客人一走,他再把椅子一轉,馬上埋頭繼續他的寫作。
第一次見面的強烈印象,使我不由自主地寫了一篇《訪蕭乾》,此文很快就發表在《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文潔若先生看了之后很喜歡。以后的二十年里,我和蕭乾先生文潔若先生伉儷多次見面,文潔若先生還常常對我說:“肖鳳,你是最早寫蕭乾訪問記的人。”
蕭乾先生和文潔若先生是一對典型的學者夫婦,無論何時見到他們,都是各自扒在書桌上寫作。簡直可以用“工作狂人”這四個字來形容他們。“四人幫”垮臺后的這二十年里,蕭乾先生已經在中國大陸出版了二十八本著作,在香港出版了六本,在中國臺灣出版了十本。在蕭乾先生八十歲高齡之后,他還與夫人文潔若合作,翻譯出版了愛爾蘭作家杰姆斯·喬依斯的巨著《尤利西斯》。翻譯這部現代主義的開山之作,是蕭乾先生四十年代作《大公報》駐歐洲記者時,在喬依斯墓前默默地立下的誓言,半個世紀后,步入高齡的蕭乾先生終于實現了這個諾言。
一次我陪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的編導去蕭家采訪錄像,編導兼主持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蕭先生,今年您已八十多歲高齡,請問您準備什么時候擱筆?”蕭先生立刻回答說:“我會寫到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天。我不會擱筆。”
他逝世的前兩天,還寫出了一篇八百字的短文。這篇短文在他辭世后兩天,登在了北京的一張報紙上。這就是蕭乾式的工作精神。
蕭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在他身上頑強地保留著書生本色。埋頭書桌,伏案寫作,是他的生活狀態。他極少走出家門,除非是萬不得已時,去趟醫院。他不參加任何的應酬,把寶貴的時間都用在他認為最有意義的寫作里。他曾經告訴我:八十年代后半期,一位大人物約見他,他也婉謝了。蕭乾先生是一位很特別的老人。他在本世紀初“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長大,是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夫婦的學生。他學貫中西,有很深厚的個人修養和很深刻的民主思想。一次聊天時,他說他最喜歡伏爾泰的一句話,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他還說:“四人幫”垮臺后新時期開始,他終于有了寫作和發表意見的權力,他說:“我絕不說假話。盡可能地說真話。”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對中國歷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次聊天時,我對他說:“蕭先生,您有很深刻的民主思想。”他立刻面容嚴肅地點了點頭,一改平時我看慣了的彌勒佛神態。他這時大概認為我是真正地讀懂了他的作品和為人。
蕭乾先生是位堅強的老人。他住在友誼醫院里割去了一個腎臟,可是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動了一個小手術。”我去醫院探望他時,他竟然半躺在床上寫稿子。而文潔若先生也竟然端坐在桌子旁寫稿子。他們兩位就是如此地相伴著。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
病愈出院后,蕭乾先生繼續寫作。看看文潔若先生編的《蕭乾著譯書目》就可明白,本文前面列舉的蕭乾先生著作數目,大部分都是此次手術以后出版的。
可是他也曾有過脆弱的時候,在“十年浩劫”的恐怖環境里,他曾經自殺過一次。他沒有造反派的親戚,也沒有紅衛兵的朋友,他時時刻刻都被當作“牛鬼蛇神”而挨打受罵。他不想活了,可是比他更堅強的文潔若先生安慰了他,鼓勵了他,他又堅強地活了下來。
蕭乾先生非常愛自己的夫人文潔若女士,看看他寫的《離歌唱給文潔若》等篇文章,即能體會出來。一次我又陪鳳凰衛視中文臺的編導去蕭家拍片,這次的題目是向海外介紹中國大陸的夫妻作家。我們進門后,蕭先生就對文先生說:“潔若,穿上你的漂亮衣裳!”
文先生很聽話,立刻跑回她的臥室,換上了一件色彩鮮艷,并有流蘇裝飾的上衣,還擦了口紅,顯得很漂亮。
蕭乾先生非常愛國,尤其更愛北京,因為北京是他的故鄉。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時他正在香港,英國劍橋大學的何倫教授專程來港請他赴英任教,可是他堅決謝絕了劍橋,而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返回北京,滿腔熱情地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當然不曾料到,八年之后就被錯劃成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期間又遭受了更嚴重的迫害。直到1979年2月,才獲得了徹底的平反昭雪。即使如此,當他在七十年代末赴美國衣阿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計劃”活動時,偶然遇見了一個在文革期間偷渡出境的紅衛兵頭頭,他還勸說這個青年跟著自己回國,告訴他現在國內的情況已與從前大不一樣了,他是擔心這個沒有一技之長的孩子流落在外國的街頭。蕭乾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就到過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新時期開始后又多次應邀出訪。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美國、新加坡、新西蘭、韓國、瑞典等地,都留下過他的腳印。他在國外受到了很高的禮遇,挪威國王奧拉夫五世曾在王宮接見他,并授予他國家勛章,表彰他翻譯《培爾·金特》的成功及他對中挪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然而不管蕭乾先生走到哪里,他都最熱愛和留戀自己的故鄉北京,他把北京當成自己的根,自己賴以生存和生長的根。蕭乾先生是老北京,說一口京片子。只有像我這樣的老北京人,才能聽出他的北京話有多么純熟和地道。一次聊天時,他忽發妙語,他說:“肖鳳,在現在的北京城里,像咱們這樣的世代老北京人,已經不多了,簡直成了少數民族了!”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蕭先生的妙語還有很多。比如,八十年代的一天,他對我說:“北京電視臺的播音員長得真漂亮,像個洋娃娃!可惜嗓子不是太好。”又對中央電視臺的一位較年長的女播音員評價說:“形象不佳,可是播得很好。”
他是新聞記者出身,對新聞可以說有一種本能的愛好和關注。一次傍晚聊天時,正談得熱烈,六點半鐘到了,他立即打住,示意我“暫停”,然后把他的轉椅一轉,打開電視機,開始聚精會神地看新聞。等到新聞聯播結束,他馬上關機,再把轉椅一轉,面對著我,撿起剛才暫停了的文學話題,繼續討論。
蕭先生對文學界和新聞界的晚輩,從來不端名人架子。他對任何一個造訪他的人都非常客氣而尊重。他在國內國外的知名度都極高,是著名的記者、作家、翻譯家、學者,可是當他跟你面對面地聊天時,從他嘴里說出來的話是既親切又實在的。他為人坦誠,他的人正如他的文,如果他把你當作朋友,不論你的年齡如何,他都會把自己的經歷和所思所感原原本本地告訴你。比如某位大名人怎樣無緣無故地就批判他;某位負責人怎樣用“陽謀”手段誘騙他“發言”“鳴放”,之后卻又給他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戴上帽子后某位老友又用什么樣的語言對他“無限上綱”進行批判,等等,他都直言不諱地告訴我這個晚輩,還有他的另外幾位年輕朋友。直讓我聽得張口結舌,對自己青年時代曾經崇拜過的“文壇”,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他說要在晚年寫一本書,像盧梭的《懺悔錄》,把自己做過的好事和不好的事都寫出來,警示后人。他最心儀的作家是冰心先生和巴金先生,他稱冰心先生為“大姐”,而稱巴金先生為“摯友、益友和畏友”。
對待善意的朋友,他披肝瀝膽,無所不談。
我深知蕭先生和文先生的時間寶貴,所以絕不輕易地打擾他們。而每逢我去蕭家拜訪,蕭先生都有新作問世,他老人家總是慷慨地贈我一本,并且瀟灑地簽上他的大名。除了他的大作簽名本之外,我還珍藏著他老人家寫給我的十九封信,我把這些信當成他的墨寶,準備附上注釋,將來呈獻給廣大讀者。八十年代中期,某權威科研機構擬編纂一部中國現代作家資料叢書,我很想承擔《蕭乾資料》一冊,不料竟被另外一個什么人搶走,而換給了我一位三十年代作家的資料讓我編。
而終于在九十年代,中國和平出版社的龐女士約我主編《蕭乾名作欣賞》一書,我想為蕭先生編本書,并讓更廣大的讀者層面認識這位大作家的愿望,才得以實現。在該書的“序”里,我用不算短的篇幅,寫出了我對文學前輩蕭乾先生的評價,說出了一直想說的話。此書于1998年春天順利出版。
1998年的五月六日下午,我帶著這本仍然散發著墨香的《蕭乾名作欣賞》一書,去拜望蕭先生和文先生,此時蕭先生已經住進了北京醫院多時,文先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蕭先生比過去略瘦了些,但他老人家仍然用我非常熟悉的那個典型笑容面對著我。他的頭腦依然像過去一樣地聰明敏感,向我詢問醫院外面的人和事。說到開心處,他的笑容就變得無比燦爛。我深知高齡老人需要靜養,不敢過多地打擾他,當我起身向他和文先生告辭時,他還不忘代問我的丈夫林非好。當天晚上文潔若先生和我通電話時,告知我蕭先生和她二位正在從頭至尾逐篇細看這本書,他們覺得很滿意。我也覺得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心里感到很寬慰。
因為我幾天之后就要啟程去美國看兒子,所以向蕭先生和文先生辭行,說好待我返回北京后再去拜望他們。而蕭先生那天也說,他的病情已漸好轉,很想回家去住。我想下次見面時,一定是在我所熟悉的復興門外二十一號樓了。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次相見竟是與蕭乾先生的永別。
1999年的2月24日,北京八寶山公墓聚集了無數前來為蕭乾先生送行的人,其中還夾雜著不少黃發碧眼的外國人,他們都是這位中國老人的崇拜者。告別大廳的正面墻壁上懸掛著蕭乾先生的巨幅照片,他在照片里笑容滿面,那是他的典型表情,是一個飽經滄桑,洞察世事,愛國家愛人民的老年知識分子的豁達而幽默的心態的真實反映。他從本世紀初跋涉至本世紀末,他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笑容和他的作品,永在人間,也永在我的心里。
來源:中國廣播網 作者:肖鳳 責編: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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