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
司馬遷由于在李陵事件中為李陵說了一些辯護的話，從而遭到了可恥的腐刑，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并沒有停止在憤怒上，而是還在此基礎上對他所要加以敘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為止的一部中國通史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結論，這是司馬遷之所以不僅成功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成功為一位偉大的歷史家的原因所在。魯迅有一句名言：“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華蓋集續(xù)編•記念劉和珍君》）司馬遷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記》這部大書“長歌當哭”嗎？很難想像，如果司馬遷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繼之以理智的思考，而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兼歷史家。晚清的劉鶚在《老殘游記•自敘》中指出：“《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劉鶚綜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將《離騷》以來的一些詩詞、散文、傳記、繪畫、戲曲和小說都說成是由“靈性”產生的“際遇之順逆不與焉”的“哭泣”之作，顯然是有片面性的，因為人的感情的變化，環(huán)境和遭遇起很大的作用；但他看到了感情的因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史記》看作是“太史公之哭泣”，還是有可取之處的，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除此之外，如再能估計到人的理智的因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其看法就會是全面的了。司馬遷在提出他的“發(fā)憤著書”的思想時，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他的這個主張包含著感情和理智兩種因素在內，但從他提到的那些“發(fā)憤著書”的例子來看，實際上是包含著這兩種因素的，特別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著大量的帶著激情和理智的對社會生活和歷史發(fā)展過程的描繪和分析，這說明他在自己的寫作實踐中，在將他所提出的“發(fā)憤著書”思想付諸實施時，是將感情和理智的因素并重的。我想，正是在這一點上，對于我們今天的一切文學家、詩人、劇作家和文化科學工作者還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值得我們向司馬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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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司馬諫議書
〔宋〕王安石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