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評論漢武帝劉徹（精選4篇）

大家是怎么評論漢武帝劉徹 篇1

　　劉徹是開創者，很多事情是他奠基的，劉詢則是夯實這些功績的人。比如匈奴，劉徹先打，打到匈奴逐漸衰落，到劉詢這兒，最終成功完成了收編;再比如西域，劉徹先鑿空、再出兵，到劉詢這兒，通過建立西域都護把既定利益正式確立到行政框架里頭。在這些事情上，這兩人的努力缺一不可，但劉徹是開這個頭的人，容易被后世記住和提起。

　　其次是個人風格：做事高調和低調的分別。還是以匈奴政策為例。劉徹動不動就派出10萬+的騎兵部隊殺奔漠北，踏平王庭，恨不得天下皆知;而劉詢搞分化，搞串聯，最后收編了匈奴、平定了西域，效果好，但動靜小。一打仗，男性荷爾蒙就上升，大家都搞得熱血沸騰，哪怕不生在那個時代，都恨不得能在夢里與李廣霍去病并肩作戰，金戈鐵馬踏平賀蘭山缺，自然容易在后世吹牛侃大山時被反復提及;反觀收編，就相對缺乏戲劇性，過程比較平淡，也沒啥好說的。

　　由此延伸出來的一點是二人在傳播力上的差別。劉詢的傳播力顯然不如劉徹。自漢代以來，漢武帝劉徹就是全國人民喜聞樂見的談資，不管是文學作品還是市井八卦，人們孜孜不倦地將他的形象塑造一遍又一遍，將他的故事渲染一次又一次。而劉詢呢，由于一直走穩重路線，這方面的曝光就要少得多。不過，最近這一點似乎有所改觀，不論是正經研究還是影視作品都越來越重視劉詢了，后臺君也在后臺收到很多有關劉詢的留言和回復。這說明大家看歷史更加全面和客觀了，是好事。

　　無論如何，從讀史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感謝這兩個人。劉徹和劉詢這兩個經歷、性格迥異的人，在同一段歷史時期內，用不同的風格治理國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讓我們得以一覽兩種政策的優劣得失。

大家是怎么評論漢武帝劉徹 篇2

　　如果說劉詢僅僅在鞏固權力方面水平很高，那他絕對配不上我們之前給予他的評價。劉詢是真正有所作為的。他基于自己在民間時期的觀察，結合自己所學的知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學，在執政時期創立了很多制度，讓后來的人受惠良多。

　　來看看他干了些什么，先說政治。

　　地節二年(BC68)，在霍光去世之后，劉詢(此時劉詢尚未改名，仍為“劉病已”，不過為了講述方便，以下統一用“劉詢”)親政之后，立刻著手對制度進行了調整。首先建立了一種名為“五日朝會”的例會制度——顧名思義，每隔五天，就要求群臣上朝會將近期的工作情況向劉詢做匯報。

　　例會制度是一種手段，未必一定是好事。如果沒有良好的會議規則和習慣，會議很容易陷入僵局，不僅對工作沒有促進，還會造成很大的阻礙。絕大多數朋友在工作中恐怕都曾遇到過效率低下、無甚用處的會議。古時亦然。比如日本戰國時期著名的“小田原評定”，在當時也號稱是一種先進的會議制度，卻因為過于拖沓冗長、流于形式，不僅無法幫北條氏避免滅亡的結局，還在后世成為“久拖不決的會議”之代名詞。

　　不過，劉詢是聰明人，他搞例會，一方面是為穩固自己的權力寶座，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施展自己的抱負。他開會的效率還是很高的。

　　劉詢利用五日朝會的制度將官員的工作、考核和升遷有機地串聯到了一起。劉詢要求參與朝會的各級官吏分別就自己的工作進行奏報，并提出相應的建議對策進行討論，在會后，根據討論決定的結果交由有關部門執行，并跟蹤考察、檢驗這些建議和方案的效果，將考察效果與官吏的升遷獎罰掛鉤到一起，形成閉環。這套制度頗有點現代管理學的意趣，在那個時代算是很先進的了。

　　因為有了這樣一套完備的制度，官吏再也不敢再抱著敷衍茍且的態度來辦事了，原本暮氣沉沉的大漢官場頓時煥然一新。

大家是怎么評論漢武帝劉徹 篇3

　　漢武帝享年70歲，在位56年。漢武帝時代的學術進步、經濟發育、政治建構等，都有創造性的成就。當時的西漢帝國以其輝煌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成為東方的驕傲。漢武帝時代的國家形態和文化格局，對后世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應劭《風俗通義·皇霸》贊美漢武帝“制度文章，冠于百王”。曹植《漢武帝贊》也有“文武是攘”，“功越百王”的評價。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寫道，“武帝時為中國極強之世”，“案中國之政，始于漢武者極多。”因此漢武帝“古今稱雄主”。他說，漢高祖不過“為漢一朝之皇帝”，而漢武帝則“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對于漢武帝的歷史評價和漢武帝時代的歷史總結，已經多有論著問世。近50年來出版的人們熟知的漢武帝傳，就有張維華《論漢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金惠《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中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林劍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羅義俊《漢武帝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楊生民《漢武帝傳》(人民出版社20xx年)等。不過，就對漢武帝這樣的重要的歷史人物，漢武帝時代這一關鍵的歷史時期而言，要進行全面的歷史觀察和深刻的歷史分析，尚有寬闊的學術空間。對于漢武帝的評價，自西漢以來已經有頗多的爭議。準確地評價漢武帝的政治作為、文化性格和歷史影響，是有一定學術難度，又富于學術意義和學術興味的課題。安作璋等著《漢武帝大傳》的推出，使相關研究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大家是怎么評論漢武帝劉徹 篇4

　　漢武帝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善于用人。班固說，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武帝能夠“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兒寬傳》后的贊語中，列數了當時許多身分低下者受到識拔，終于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于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這些人才不致埋沒，于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燦的文化景觀。如班固所說，當時，“儒雅”之士，“篤行”之士，“質直”之士，“推賢”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 之士，“應對”之士，“歷數”之士，“協律”之士，“運籌”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將率”果毅之士，“受遺”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勝紀。班固所謂“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總結，是符合當時人才隊伍最為雄壯的歷史事實的。當時不僅有衛青、霍去病、李廣這樣杰出的軍事人才，司馬遷、董仲舒、桑弘羊、張騫、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貢獻，也使得他們在千百年后，依然聲名響亮。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開明干練的“群士”“異人”能夠煥發精神，多所創建，這一歷史時期于是“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對于當時人才輩出的形勢，《漢武帝大傳》的作者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有些個案研究，如對“李廣何以難封”的討論，是有值得肯定的學術深度的。論者引錄了《漢武故事》中記錄的顏駟事跡：漢武帝乘輦來到郎署，看到一位白頭發白胡子的“老郎”。漢武帝問：“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回答說：“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以文帝時為郎。”漢武帝詫異這位在自己祖父當政時就已經作了“郎”的顏駟，何以始終未得提升，又問道：“何其不遇也?”顏駟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安作璋、劉德增先生說，“這個故事的真偽已難以分辨，但武帝喜歡任用年輕有為之人，卻是事實，像衛青、霍去病、終軍、桑弘羊等人，都很年輕。”原因之一，是“內興功利、外事‘四夷’亟需勇于開拓進取的年輕有為之人來擔當。”(234至235頁)漢武帝時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個人情趣，理解為當時的社會習尚，可能也是適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