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教案

孟軻講了一個關於經濟政策上過猶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個好心腸的經濟學家，建議更改稅制，把當時實行的“什一而稅”降為“二十而取一”。孟軻指出，這種低稅率適合於北方貉國那樣五谷不生，唯黍（一種稱為黃米的雜糧）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餐，無百官有司的後進少數民族地區；如果行之於中國，不顧“器不足用”的後果，將造成“去人倫，無君子”“不可以為國”的倒退惡果。白圭聽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軻以為，如果違背了體現中庸原則的堯舜之道，把稅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過於加重稅收，則大桀小桀也。（見《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見經濟政策上過頭或不及的量變，會造成政權性質惡化變質。
《論語》中說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等片語中，每個“而不”後面的字兒，非過即不及也。
中庸反對過頭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簡單折衷，不等于不講原則的平均主義。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漸進，但并非無原則的和平主義者，不排斥必要的戰爭，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戰爭、為消滅戰爭而戰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戰爭，以及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暴力抗爭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應用科學范疇，像上文提到黃金分割比例體現視覺最佳效果；或要種好莊稼，土壤酸度必須適宜；或根據不同國情制訂適當的稅率那樣，中庸之道不僅有其科學的定性要求，而且應能在實用層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計算、檢測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誤，其實無一不是“過”或“不及”的後果，教訓例子俯拾即是。萬物之靈之高明，在於透過萬花筒般的無數表象，悟出一個“無過無不及”的優化求中道理，并進而掌握這個優化求中的主要途徑，方能落實求中的具體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麼是人際關系范疇優化求中的根本途徑？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
   “和”與“同”，在漢語中可以是同義詞，但在這里是有區別的。事物通過變革達到實質上的統一或調諧狀 態，叫做“和”；掩蓋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齊一致，謂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視那種善惡不分、含糊茍且、兩頭討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盡心章句下》）的折衷主義者，稱之為“鄉愿”，貶之曰“鄉愿，德之賊也”。與“鄉愿”迥異，中庸之道反對折衷主義者的“同而不和”，贊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與孔子同時代的晏嬰曾舉燒湯為例，解釋“和而不同”的涵義。他說所謂“和”就象廚師拿水、火、醯（相當於醋）、醢（魚肉等制成的醬）、鹽、梅等不同甚至對立性質的物質操作調合，烹飪魚肉，“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使其品味恰到好處，成為享用滿意的佳羹。單純的“同”就如以水調劑水，不用火、醯、醢、鹽、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無人問津。
今就人際關系（人與人，人與社會）上的“和而不同”作一點說明。
凡循中庸之道決策，必有其共識基礎，方能集合眾人力量進行貫徹，這就是調諧意義上的“和”。“和”絕不意味著沒有或無視不同意見，相反地，中庸學說肯定事物的復雜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視“不同”為理所當然。孤立的單一的因素不能構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讓介乎極端之間的各種異見，特別是對立因素充分溝通、辨析，折沖，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運籌統合，達到統一或調諧，方才能夠得中，從而導致美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