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念劉和珍君教學設計
2.這樣理解有魯迅的另一篇文章作旁證。就在魯迅寫下《記念劉和珍君》之后的第五天，他又寫了《如此“討赤”》的雜文。在這篇文章里有這樣一段話：“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愿者四十七，傷百余，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按：京津間的戰爭指1926年春夏間，受日本帝國主義指使的奉軍同馮玉祥國民軍在京津間的戰爭。當時奉軍稱自己對國民軍的進攻為“討赤”）在這段話中，魯迅通過奉軍和段祺瑞政府兩方同稱“討赤”這一共性，將代表日本帝國主義意志的奉軍的行為和動機同段祺瑞執政府3月18日的行為和動機聯系起來，從而揭示了“三一八”慘案中，帝國主義與段祺瑞政府的合謀性質。
3.這樣理解于上下文意不僅可通，而且十分綿密。本文開篇所引《記念劉和珍君》中的那段話，如果依照這樣來理解的話，嘆號以上的長句言“三一八”慘案中的被害者，嘆號以下的句子說“三一八”慘案中的劊子手，它們構成一個具體場面中的正反對比內容，一方面贊揚了被害者臨危不懼，互相救助的偉大，一方面痛斥了劊子手屠殺赤手女子的卑鄙渺小。其文思清晰謹嚴，其語意勾連有致。
那么，在《記念劉和珍君》里，魯迅為什么要采用互文見義的形式來表述“三一八”慘案中的劊子手呢？我們知道，互文的特點是形分義合，即它看似兩個相對獨立的詞組或句子，但理解和解釋時，又必須將兩者參互成文，合而見義，否則便難以理解。在“三一八”慘案中，外國帝國主義者與段祺瑞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恰如這形分義合的互文。從表面上看來，段祺瑞政府與帝國主義者之間似乎沒有連襠瓜葛，段祺瑞政府也正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但是，從實質上看，如果不將段祺瑞政府的屠殺同外國帝國主義者聯系起來，如果不把“三一八”慘案作為“中國軍人”和“八國聯軍”互相勾結合謀的結果來認識，那么慘案的發生也就難以理解了。或許正由于此吧，魯迅才選用了互文的形式。互文在這里不僅收到了語隱識真、言簡意豐之效，而且形神妙合，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最巧妙的統一。
（黃忠順《〈記念劉和珍君〉一處疑難問題之我見》，載《中學語文教學》1987年10期）
三、陶潛的四句詩
文中所引的四句詩是陶潛《挽歌》三首中第三首的最后四句，茲錄第三首如下：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峣。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是詩人在死前兩個月，即元嘉四年（427）秋九月為自己寫的挽歌。全詩共18句，可分為五個層次。除最后兩句單獨為一層外，其余每四句為一層。前四層分別描寫了死亡、出殯的季節、時間，墳地環境、氣氛，下葬及與世人永別，安葬后送葬人回家及他們的哀傷。最后兩句總結全詩，表達了對死的看法。詩按事件發展的先后順序寫出死后安葬的全過程，從中可見詩人面對死亡無憂無懼、處之泰然的人生態度，并無凄涼、黯淡的情調，與一般挽歌哀傷的情調截然不同。這一方面是因為“挽”的是自己，而不是親族、朋友；另一方面是因為詩人要表達對死的看法，“挽”，僅僅是詩人抒發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種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