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起源與特點》教學設計

　　宋室南渡后，由于國土大半淪喪，一部分有愛國思想的人憤慨痛心，他們要表達內心的不平，除著文賦詩外，也就利用起這一已十分流行的詞體來了。詞既用來寫家國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蘇軾當年播下的詞體革新的種子，埋藏了一段時間，終于到這時候開花結果了。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劉過，還有南宋后期的劉克莊、劉辰翁等，都在抒寫國家興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詞這個“武器”。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棄疾。他不但與蘇軾并稱“蘇辛”，成為宋詞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詞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存詞數量最多（六百多首），題材風格也最為多樣；他不但能用詞直接記述重大史實，如寫金主完顏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嘩變金兵所殺，恰值辛氏奉表南歸，得以親見的情形說：“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髇血污，風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等等；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寫出“肝腸似火，色笑如花”的合乎傳統婉約風格的作品來，如《摸魚兒》（更能消）之類，還能作《祝英臺近》（寶釵分）、《粉蝶兒》（昨日春如）一類“昵狎溫柔”之詞；他的農村詞更是活潑清新，一派生機。他擅長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蘇軾“以詩為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文為詞”，如《沁園春•將止酒》云：“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渾如此，嘆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人謂此詞是《毛穎傳》（見《七頌堂詞繹》），即是一例。總之，稼軒是大才，能無所不容。這樣，詞體又一次突破了倚聲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
　　慷慨悲歌和憂國情懷只是南宋時代閃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況要嚴重得多，也普遍得多：習于茍安、追求聲色，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那些人當然不會欣賞革新派詞人的作品。也還有些不同程度上對現實感到失望的人，他們躲進了藝術王國，在專心制曲填詞上寄托自己的生活樂趣，竭力追求詞的聲律格調上的嚴謹與完美。這樣，周邦彥就成了他們崇拜和效法的對象，而詞則因此而明顯地趨向典雅化。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長于音律又藝術感覺敏銳的白石道人姜夔，后來則有史達祖、吳文英、蔣捷、周密、張炎、王沂孫等人。他們被人稱之為格律派，也有人說他們是典雅派、風雅派。他們的藝術風格其實也不盡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張炎《詞源》）故人稱“清空”；史達祖風格雖說與之相近，卻涉尖巧而多鉤勒；吳夢窗則綿密秾麗、才情橫溢，被人比作李長吉或李商隱，張炎譏其為“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詞源》），苛刻之論，未免皮相。詠物詞在這一時期特盛，那些成了遺民的詞人多借此以寄托亡國之痛。宋亡入元之后，詞多模仿前賢而缺乏創新，已趨于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