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課 盛世經濟的繁榮 資料和注釋

唐朝的主要糧食是粟和稻。粟的生長期比較短，所以從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到唐代，都是我國的主要糧食。李白寫詩贊道：“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水稻是我國南方主要糧食作物，在全國糧食總產量中逐漸居于重要地位。

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進步

唐朝，由于國家長期統一，社會比較安定，北方的農業經濟有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精耕細作的農田越來越多。南方的農業種植技術更有顯著進步。首先是高產作物水稻的種植面積大大增加，并廣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詩形容說：“東屯（屯子、村莊）大江北，百頃平若按（案的異體字，狹長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剛才）云（作語助，無義）已（完畢），引溜（水流）加灌溉。” 當時江淮地區，已經是大面積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種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種，為在同一土地上復種麥子或其他作物創造了條件，使兩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漸在南方推廣，有的地方可一年兩熟。

江南土地肥沃，氣候溫暖，雨水充足，無霜期比較長，加上人多勞動力充足，宋朝時人們對土地的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大力發展稻麥輪作的二熟制。“吳地沃而物伙，稼則刈麥種禾，一歲再熟。”這種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經出現了。

茶業生產的興盛

我國是茶的故鄉，是世界上種茶、制茶、飲茶最早的國家。茶最初被當作一種藥材，在長期的醫藥實踐中，人們認識到茶不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熱解渴，是一種很好的飲料。西漢時完成了從藥用到飲料的過渡，當時已有煮茶、賣茶的記載。東漢著名醫學家華佗說：“苦茶久食益意思。”認識到茶對人體能起到興奮大腦和心臟的作用。三國時江南一帶已形成飲茶習慣，《三國志·韋曜傳》說：吳國皇帝孫皓，每次宴會都強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為限。韋曜不會喝酒，孫皓密賜茶給他，允許以茶代酒。說明當時已有了飲茶的習慣。魏晉南北朝時茶被用來招待客人。東晉桓溫招待賓客主要用茶果。

唐時南北統一，各地交往密切，飲茶風氣從南方傳入北方，中唐以后又從中土傳往塞外，漸成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黃河流域的關西、山東飲茶之盛到了“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的地步。“上自宮省，下至邑里，茶為食物，無異米鹽”。當時一些城市里，已經有了專門賣茶的茶館。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產和貿易，除野生茶樹外，大量進行人工栽培。唐時茶葉產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陜西等省。茶葉生產已是江南農業的重要部門。“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為業。”祁門縣境甚至“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茶樹栽培技術和管理方法也有顯著進步，茶樹種植三年后，每畝鮮茶可收120斤。每到茶葉收獲季節，茶產地盛況空前，四遠商人紛紛趕來，大量采購。南方的茶葉，通過大運河和陸路大批運往北方，“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當時名茶就有二十多種，如蒙頂、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稅，“十稅其一”，是年征得茶賦40萬緡，約當全年收入的1/15，可見茶葉在當時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唐代茶業承前啟后，不僅在南北朝的基礎上有了迅速發展，而且影響及于世界。從唐代開始我國的茶葉相繼輸往世界各國，至今各國語言中茶字語音，無不源出于我國的茶字，可見茶是我們祖先對人類飲料的一大貢獻。

陸羽和《茶經》

陸羽，唐朝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茶葉專家。所著《茶經》一書，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茶的起源、茶的性狀和種類、茶的產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過程、煮茶的方法、飲茶的茶具、茶葉優劣的區分和水質品第的鑒定等，都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論述。這是我國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它充分反映唐朝已具有豐富的茶葉知識，對后世研究茶史有相當影響。據《太平御覽》記載，從宋代起，陸羽就被人稱為“茶神”了。

唐朝的蠶桑生產

唐朝前期的蠶絲業中心仍在北方，李白形容河北清漳一帶的紡織情況是：“繰（同繅）絲鳴機抒（zhu織布的梭子），百里聲相聞。”當時黃河流域的蠶桑生產技術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而江浙一帶蠶絲業還比較落后。《國史補》記載一個故事：唐初有個叫薛兼訓的人，任江東節度使。因為越州（今浙江北部）人不善繅織，薛兼訓就從軍隊中召募了一批單身漢，發給他們很多錢，密令他們到北方選擇善于繅織的婦女結婚，一年中娶得數百人，帶回越州。從此越州繅織技術迅速提高，所產綾紗妙稱江左。《國史補》作者李肇在唐大中年間任浙江臺州刺史，距薛兼訓在江東不到百年，這個故事不會毫無根據，至少說明唐初浙江繅織技術不及北方，后來就趕上了北方。《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唐朝前期越州貢品中只有交梭白綾一種，唐朝后期就有異物文綾、單紗吳綾等數十種，在不到百年的時間里，江南蠶絲業得到巨大發展。

我國是大麻和芝麻的原產地，所以國際上把大麻叫做“漢麻”，把芒麻叫做“中國草”。我國最早采用的紡織材料主要是麻。苧麻織成的夏布潔白清爽，清涼離汗，受到人們的歡迎。唐朝的衣服主要以絲麻為材料。

唐朝的養馬業

唐朝養馬業也很發達，由于戰爭和日常生活中駕車代步以及生產的需要，馬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唐政府設太仆寺管理全國馬政，在西北草原地帶設置不少官營牧場，在牧場建立飼料基地。國家養馬數量逐年增加，至高宗麟德年間，唐政府養馬達706000匹，故馬價極為便宜，一匹絹就可換一匹馬。

養馬主要是為了軍事，因此強調馬的強壯矯健。為了改良馬種，漢唐都從西域輸入大批優良馬種，進行繁殖和雜交，改良內地馬。改良的馬，體質健壯，外形優美，這種雜交的技術成就和規模之大，在當時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利用雜交方法創造新畜種如騾等，是我國古代家畜育種科學的重大成就。

唐朝女子騎馬之風，上至妃嬪公主下至民間皆盛行。杜甫詠虢國夫人（楊貴妃三姐）詩說：“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資治通鑒》記載：玄宗天寶十載正月“楊氏五宅（楊貴妃兄姊）夜游，與廣平公主（玄宗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王墜馬……。

唐代女子騎馬圖（圖畫）

此畫為唐代名畫家張萱的作品，名為《虢國夫人游春圖》，現存為宋人摹本。虢國夫人為楊貴妃的三姊，因貴妃得寵而受封。“游春圖”反映了唐玄宗后期朝內上下荒淫無度的生活和楊氏一家勢傾天下的情況。畫面人數雖不多，卻渲染出了豪華的氣派。貴婦們騎馬游春時悠閑而略帶懶散的情緒和氣氛，刻劃得極為生動。在這里主要表現唐代女子騎馬的形象。

曲轅犁（圖畫）

曲轅犁構造示意圖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的一定的類型標志著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水平。農具的改進以及廣泛采用，對唐朝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笨重的長直轅犁，回轉困難，耕地費力。農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創造出一種輕便的短曲轅犁。陜西三原貞觀時期李壽墓壁畫上的牛耕圖，以及敦煌壁畫晚唐時的牛耕圖，犁轅都是彎曲的，說明許多地方廣泛采用了曲轅犁。晚唐時的陸龜蒙《耒耜經》記載曲轅犁由11個部件構成，重大改進有三處：1.長直轅改成了短曲轅。舊式犁長一般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轅犁長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犁架變小重量減輕，便于回轉，操縱靈活，節省畜力。由舊式犁的二牛抬杠變為一牛牽引。2.增裝了犁評，由于犁評厚度逐級下降，推進犁評，使犁箭向下，犁插入地深；拉退犁評，使犁箭向上，犁插入地淺，可適應深耕和淺耕的不同需要。3.改進了犁壁，唐時犁壁呈圓形，因此又稱犁鏡。可將翻起的土推到一旁減少前進的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塊，以斷絕草根的生長。這種犁出現后逐漸推廣，成為最先進的耕具。耕犁至此基本定型，這是唐代勞動人民對耕犁的重大改進。

筒車（圖畫）

各種水車廣泛用于農田灌溉，是唐朝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杜甫在四川寫的《春水》詩說：“連筒灌小園”，李實解釋這句話說：“川中水車如紡車，以細竹為之，車骨之末，縛以竹筒，旋轉時低則舀水，高則瀉水”（《杜詩鏡銓》《春水》詩注。），這是一種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這種筒車是用竹或木制成一個大型立輪，由一個橫軸架起，可以自由轉動。輪的周圍斜裝上許多小竹筒或小木簡，把這個轉輪安置在溪流上，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受水流之沖擊，自行旋轉不已。輪周斜掛的小筒，當沒入水中時滿盛溪水，隨輪旋轉上升，由于筒口上斜，筒內水不流灑，當立輪旋轉180°時，小筒已平躺在立輪的最高處，進而筒口呈下傾位置，盛水即由高處泄入淌水槽，流入岸上農田。這對解決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區的灌溉有著重大意義。這種自轉不息終夜有聲的筒車，確實是人無灌溉之勞而田有常熟之利。一晝夜可灌田百畝以上（唐代缺乏具體記載，此據宋應星《天工開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車已傳到日本，829年日本的“太政府符”專門談及“應作水車事”，說：“傳聞唐國之風，渠堰不便之處，多構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間之民，素無此備，動若焦損。宜下仰（切望）民間，作備件器，以為農業之資。其以手轉、以足踏、服牛回等，備隨便宜。”這一記載不僅是中日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絕好證明，

也生動說明水車使用已成“唐國之風”，其種類有手轉、足踏、牛拉等。

水利事業的發達

唐朝水利工程相當發達，勞動人民不僅修復了一些舊的水利工程，而且新建了許多新的灌溉系統，水利興修比過去多得多。僅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各地水利建設二百余項，分布于全國廣大地區。唐初所分十道中僅隴右道水程失載。

這些水利工程755年以前修建的占總數70％，唐后期修建較少，占30％。多數為中小型工程，由地方政府征發民戶修建而成。大的工程可灌田上萬頃，小的可灌田數十頃。北方以開渠引灌為主，南方偏重于排水、蓄水，修建堤、堰、陂、塘。沿海則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這些水利工程合計灌溉面積極大，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絲織業

唐代絲織業非常發達，絲織技術精巧，絲織品品種花式繁多，爭奇斗艷，琳瑯滿目，主要有絹、綾、錦、羅、紗、綺、絁等。

綾是以斜紋組織起花，光如鏡面的絲織品。絹是用生絲織成的一種平紋織物，主要產于唐代北方。絹的顯著特點是質輕，《太平廣記》記載有一種輕絹，一匹長四丈，重量只有半兩。甘肅敦煌千佛洞發現唐代絹幡，都是用一種幾乎透明的薄絹制成的，掛在佛堂的過道上，不阻礙光線。陸游《老學庵筆記》說：“亳州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紗是一種表面布滿紗眼的絲織物，亳州輕紗由于過于精薄，人手如無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輕霧。這種輕紗就是唐代貴婦“嫌羅不著愛輕容”的輕容紗，新疆吐魯番發現的一件深紅色輕容紗，菲薄精巧無比。錦是一種多彩織花的高級絲織物。益州、揚州的錦最負盛名。蜀錦絢麗多彩，精美絕倫。

唐朝絲織品的色彩極為豐富，有人對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絲織物作了色譜分析：紅有銀紅、水紅、猩紅、絳紅、絳紫等五色；黃有鵝黃、菊黃、杏黃、金黃、土黃、茶褐等六色；青、藍有蛋青、天青、翠藍、寶藍、赤青、藏青等六色；綠有胡綠、葉綠、果綠、墨綠、豆綠等五色，連同黑白二色，共達24色之多。

陶瓷業

唐朝陶瓷業達到很高的水平。從唐朝起瓷器制造才與陶器制造完全分離，形成一個獨立的手工業生產部門，瓷器已代替金、銀、漆器成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開始出現了制瓷名窯，邢窯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質堅致，釉色潔白，杜甫詠白瓷說：“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清脆的玉聲）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越州的青瓷瓷土細膩，胎質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瑩潤澤，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說青瓷釉色晶瑩如九秋露水，色澤如千峰滴翠。陸羽評青瓷白瓷說：“若邢瓷類銀（言其白），則越瓷類玉（言其白而瑩潤）”，“若邢瓷類雪（言其潔白），則越瓷類冰（言其潔白而透明）”。是抓住了它們的特點的。唐三彩是一種鉛釉陶器，它先以白色粘土作成陶胚，放在窯內素燒。陶胚燒成后再上釉進行釉燒，彩釉多是白、黃、綠、褐、藍等色。經過化學分析彩釉主要是矽酸鉛，用鉛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無色，制作時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層無色釉，然后再涂各種金屬氧化物作為呈色劑，進行釉燒。工匠們可以配出淺黃、翠綠、天藍等色彩。由于鉛釉高溫流動的性質，燒時往下流淌，呈現出從濃到淡的層次，融合絢麗。斑駁淋漓，成為聞名于世的唐三彩，表明工匠們對化學原料特性的認識、對火焰的控制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金屬鑄造業

金屬鑄造技術在唐代有很大進步，揚州的江心鏡是世所聞名的，唐朝以來一直是貢品。《朝野金載》載“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并在鏡中。”這是一種大衣鏡，足見制作技術的精巧。近代考古發掘出唐代銅鏡不少，制作確實精致美觀。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中，有270件金銀器。經鑒定制作工藝極為復雜精細，焊接技巧純熟，焊口平直，焊縫不易發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盤、碗等器物上都有明顯的切削加工痕跡。螺紋清晰，起刀和落點顯著，有的小金盒，螺紋的同心度很強，紋路細密，說明當時已使用簡單車床，其動力仍是手搖足踩，但它是近代機床的雛型。這在我國機械工業史上是一個較重要的發現。

唐都長安的規模和布局

唐長安城沿用隋大興城舊制，不斷修建，更加宏偉壯麗。長安城布局特色：1.宮殿、衙署、坊、市分置，宮城居全城北部正中，為宮殿區；其南是皇城，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從東西南三面拱衛皇城與宮城，是一般群眾與官僚的住宅區和商業區。住宅區名坊，商業區名市，坊市分置。宮殿區居全城北部中央，顯然帶有皇帝“至高無上，南面稱王”的意思，這可說是宇文愷當年設計長安格局時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東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絕大部分對稱。因修興慶宮、大明宮稍有變動。3.棋盤式的街道寬暢筆直。長安城內的街道均作南北、東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筆直端正，寬暢豁達。南北縱列的大街11條，東西橫列的大街14條，由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個長方形的坊和東西二市、二市各占兩坊之地。白居易《登觀音臺望城》詩：“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正反映了這種整齊劃一的棋盤式格局。全城街道兩旁都有排水溝，并栽種槐榆，大道筆直，綠樹成蔭，市容十分壯觀。白居易給張籍的詩中所謂：“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這一情況。宮城和皇城內，則多種梧桐柳樹。4.封閉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結構是封閉式的，各坊都有圍墻，住宅的門都在坊內。除皇城以南36坊只開東西兩門，僅有東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開東西南北四門，都有一條東西大街、一條南北大街構成的十字街。東西兩市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里，叫做行，東市有220行（有的說120行），西市“市內店鋪亦如東市”。西市是長安城商業集中之地，也是長安城經濟活動的中心。

人口百萬，商業繁榮

長安是當時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韓昌黎全集·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今京師之人，不啻（chi止）百萬。”《韓昌黎全集·出門》：“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說長安有百萬人口。《長安志》載：長安、萬年二縣共領戶8萬余。按一戶五口推算，長安居民為40萬，加上皇族、禁軍、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數民族、外國客人，長安人口可達百萬。本目標題出自上述韓愈的詩，“百萬家”應是虛指，形容長安人口眾多。因為如果按一家四口計算，百萬家當為400萬口，與實際情況不符。

唐朝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唐太宗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贏得了民族融洽，遷居長安的少數民族數字十分可觀。僅貞觀時遷居長安的突厥族人就有1萬家，突厥貴族被唐政府任命為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吏的達百余人。所以身著各式服裝的邊疆各族會聚長安，使長安成為國內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長安也是一座國際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記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政府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設置翻譯人員，提供各種便利。陜西乾縣章懷太子墓道東壁的禮賓圖，生動地描繪了中外友好往來的場面。例如波斯（伊朗）曾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波斯商人遍布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長期甚至世代留居中國長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諒在唐朝官至尚書左仆射、鎮國軍節度使。波斯商人很多從事珠寶行業，大多住在西市，經營普通商業的也有，如長安兩市有波斯邸、波斯酒店等。可見在長安居住的外國僑民也很多。

長安百萬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應，全國各地的商人和外國商人云集京城，興販貿易，使長安東西兩市商業興隆繁盛。僅見于歷史記載的，兩市行業就有鐵行、肉行、筆行、大衣行、鞦（qiu牛馬后部的革帶）轡（pei駕馭牲口的韁繩）行、藥行、秤行、絹行、麩行、魚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鋪（寄賣所）、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等等。到唐后期，兩市繁榮達到極盛。由于長安城規模大、人口多，大小工商業適應居民需要，在兩市周圍和城門附近各坊發展起來。如崇仁坊“一街輻輳（集聚），遂傾（超過）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長安志》卷八）說明中唐以后，長安城工商業的發展，在地區上突破了兩市的范圍，在時間上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長安城規模宏偉，布局嚴整，在封建時代是少見的都市設計，在國內國外影響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長安建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