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敲

【作者按】在寫完《反擊醫療產業化——醫院黑幕》之后，我產生了寫一篇反擊教育產業化的《學院黑幕》，作為《醫院黑幕》姊妹篇的念頭。但是，由于我已經有八年時間沒有與學校打交道了，對目前學校的內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沒有切身體會，因此我覺得沒有辦法寫出像《醫院黑幕》那樣面面俱到的《學院黑幕》，而只能對教育產業化下學校收費迅速上漲這一外表現象做出分析。我殷切希望一些熟知學院黑幕的人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從內在角度聲討教育產業化。在寫此文期間，很多國內外朋友不辭辛苦地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資料，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和鼓勵，我可能寫不出這篇文章來。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感謝。

在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什么比 “醫療產業化” 和“教育產業化”更能生動地體現出處于強勢地位的精英們，是如何借“改革”的名義來瘋狂斂聚錢財、無恥踐踏勞苦大眾權益的事例了。醫療和教育，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權，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發展權；這兩個行業是“產業化”的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兩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這兩個底線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三年以前，我就寫了一篇名為《窮人受教育權利不容剝奪》的文章，呼吁社會關注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的情況。然而，從那以后，教育產業化一直甚囂塵上，濁浪排天。無數人間慘劇發生了，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

時下在一片“教育產業化”的盛贊聲中，我卻時時感到絕望。并非我天生多愁善感，也并非我在目前的社會中缺乏競爭力，而是因為我看到：精英特權與貪婪野蠻的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瘋狂、無恥地壓榨弱勢群體；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各種侵犯人民利益的異化行為被假以神圣的名義強加在人民頭上。而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正是這種異化改革的極端產物。在我看來，鼓吹這兩個“產業化”的人實在是惡毒——“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于消滅了他們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剝奪了人們的發展權；“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的生存權。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擊禍國殃民“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把它們和它們的吹鼓手們一起踩在腳下，讓它們爛在泥里！

一、當喜訊變成噩耗

催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是兩件剛發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播放的一個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該片講述的是陜西榆林一位農民景統仕可悲遭遇：生活貧困的景統仕在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被東北師范大學錄取后，為了湊足一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而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居然沒有蓋下來。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電視上景艷梅流著眼淚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么事都辦不成了……早知道是這個結果，這個學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現在這些充斥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電視節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湊巧，當我從書房出來喝水時，正好看到了這一幕。當時，我握著茶杯呆站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把這個節目看完。沉痛？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憤？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悲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壓抑，感到這個世界為什么這么黑暗，為什么使我艱于呼吸視聽。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千百年來，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中國勞動人民總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點、辛苦點沒有什么，一定要讓子女讀書、成材——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光榮傳統。女兒考上大學，這本應該是全家彈冠相慶、奔走相告的喜訊，然而在極度扭曲的“教育產業化”之下，這喜訊卻變成了吃人的魔鬼，變成了噩耗。

假如景統仕的遭遇還離我太遙遠，還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話，那么二○○三年六月份發生的另一樁慘劇則如同在我身邊炸響的一聲驚雷。在我們所對口的一個國有企業——××廠，由于經營困難，從二○○二年下半年至今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里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里，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

兩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當下中國工人、農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產業化”的、喪盡天良的“精英”們壓迫、掠奪、踐踏而無可奈何的事實。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從東北到西南，類似的慘劇處處可見，時時發生。無數貧窮而善良的人們，被教育產業化這把大刀奪去了歡樂、財富甚至生命。可以說，“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下崗失業一起，成為了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二、當改革變成掠奪

曾幾何時，我們以“改革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這樣字眼來形容改革開放。是啊，改革開放使我們掙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消除了嚇人的政治壓力，解放了生產力，使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樣的改革我們怎么能不擁護、不贊頌呢？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們感到改革漸漸地變了味，先是官倒現象，再是腐敗蔓延，接下來就是來勢洶洶的下崗失業大潮和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而眼前，最為摩登的改革弄潮兒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繚亂的“產業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實在太快。且不去追究這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類似于“包產到戶”那樣，是人民群眾所熱烈盼望幾十年的；僅僅是這些“改革”措施出臺、實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嘆為觀止。在我們這個養活了四、五千萬公務員的國家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會海、拖拖拉拉，對此老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政策速度實施之快，實在讓人能夠徹底改變對我國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幾個“院士”、“專家”出來論證說“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接著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們表示“要與國際接軌”，“教育產業化勢在必行”。還沒有等人反應過來，甚至還沒有弄懂“教育產業化”是個什么意思，就看到學費扶搖直上九千里。“教育產業化”的從提出到實施，真可謂是雷厲風行、立竿見影。

我并非冥頑不化、抱殘守缺之人，對“與國際接軌”并不反對，對“產業化”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于陳腐教條，只要能夠證明對國家、社會、人民有好處，管它姓社姓資，什么古今中外的經驗都可以借鑒。然而，讓我看不明白的是，為什么“教育產業化”繞來繞去，最后繞到暴漲的學費去了？為什么“醫療產業化” 繞來繞去，最后繞到暴漲的醫療費去了？毛主席曾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四個字：造反有理。”而今，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改成這樣：“產業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漲價有理？”

錢，固然一分不能少的。在暴漲的學費面前，絕大多數家長、學生們表現出的是無奈。是啊，可憐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窮，他們都認了，可是決不能因此斷送了孩子的前程。于是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標準，勒緊褲腰帶給孩子交學費；溫飽人家，只好砸鍋賣鐵甚至賣血賣淫供孩子上學；貧困人家，只好四處求爺爺告奶奶地借錢、借高利貸；而借貸無門的，要么忍痛放棄上學的機會，淪為千百萬打工苦力中的一員，要么，就象本文開頭兩個例子里一樣家破人亡！

在這占了人口90%以上的小康、溫飽、貧困人家為“教育產業化”而愁云密布之時，確有少數人笑逐顏開，齊聲說產業化好，產業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說產業化好的有兩種人：一種是靠教育產業化大發橫財的“專家”、“教授”、“院士”們；另一種則是智商不高，卻錢包鼓鼓想進大學鍍金的紈绔子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錢多，人傻”之輩。就這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層勞動人民被高昂的學費壓迫得喘不上氣，而一小部分不論黑白“先富起來的人”卻笑得合不攏嘴，成了“教育產業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

假如說這些紈绔子弟僅僅是“人傻”，事情倒還好辦。問題是這些人有的雖然在學習上顯得很弱智，但在吃喝嫖賭、欺男霸女、打架斗毆等事情上卻往往精于此道。由于有錢，在這個充斥著拜金主義的社會里，他們什么都可以辦得到——假如六門功課考200多分都可以靠錢來圓“大學夢”，那么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靠錢做不到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學時代正是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假如大學校園充斥了這種害群之馬，我們的大學生們與這些紈绔子弟朝夕相處，將會對他們人格的形成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無須多說，“教育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宰你沒商量”。特別是高等教育，簡直是如狼似虎，對莘莘學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長張開血盆大口漫天要價。某些精英們更是理直氣壯，他們說什么“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消費’，自然是優質優價。”看看，在這些寡廉鮮恥的精英眼中，上大學就象打高爾夫球、吃滿漢全席、住總統套房、坐勞斯萊斯一樣屬于“高檔消費”，那么，狠狠宰你一把，又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呢？

“教育產業化”鼓吹者，除了急著發財的教育界少數人外，還有一些是明白標榜“經濟學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隨著近些年知識分子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這些人越來越養尊處優，漸漸習慣了眼睛朝上不朝下，周圍接觸的不是大官就是大款，真正做到了“往來無白丁”。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在課堂上問學生——“北京的公交車還是那么擁擠嗎？我很多年沒有坐過了”——一付小人得志的嘴臉。這種“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們，他們怎么可能對普通百姓的艱辛、痛苦放在心上？確實，這幫人沒有良心，在這幫人那里，一會產生出“一產業化就靈”的奇談，一會又產生出“腐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怪論。反正他們就是盯著權勢者的臉色說話，權勢者喜歡聽什么，他們就說什么，這種人我們應當怎么稱呼他們？對，犬儒。當然，作為犬儒，他們的眼睛除了盯著權勢者之外，還盯著老百姓的錢袋。通貨緊縮了，這幫人想不出別的高招，也想不到通貨緊縮、消費低迷是因為老百姓的貧窮和對未來越來越沒信心，于是乎這幫沒有良心的人想到了教育產業化——利用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傳統，強行把錢從老百姓腰包里掏出來。可悲的是，能夠對施政者產生影響的，恰恰是這幫人……嗚呼！假如有一天我能擁有足夠的權力，一定要把這些“精英”們開膛破肚，看看他們究竟長的是人的心腸還是狼心狗肺？！

就這樣，一些把教育視為搖錢樹的教育界人士，還有一些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成為“教育產業化”這一惡政的始作俑者。他們與急于擺脫國家財政負擔和消費緊縮困境的昏聵官吏們一拍即合，形成了一個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神圣家族”。這個只占全國人口10%不到的神圣家族，把教育產業化這個“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于是乎貪婪、不公、腐敗、欺詐……總之這個世界上一切丑惡都在中國的教育領域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是一個血肉之軀筑成的金字塔。在這座金字塔的頂端，正襟危坐著壟斷權力、壟斷財富和壟斷真理的神圣家族，這個家族用權力斂聚財富，用財富購買真理，又用真理給自己權力罩上一層神圣的光環。往下，是依附、寄生于這個神圣家族的政治娼妓和犬儒，他們靠出賣良心、尊嚴來換取神圣家族賞賜給他們的殘羹剩飯。金字塔的第三層是富裕階層，他們不得不接受神圣家族的敲詐，以換取神圣家族對他們財富的庇佑，并依靠這種庇佑進一步變得富裕。第四層是小康和溫飽階層，他們勤勤懇懇地工作，卻又終日提心吊膽、驚恐不安地掙扎，生怕自己掉到社會的底層。而這座金字塔的最下層是任人宰割的勞苦大眾。

為什么本來被人民群眾熱烈擁護的改革逐漸被人民所懷疑、抵制？為什么給人民帶來實惠的改革會催生出“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這樣的畸形兒？這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從來都是精英專政，人民群眾一直都是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的。人民群眾始終不能成為真正決策者，只有跟著精英屁股后面轉，不是充當犧牲品，就是充當墊腳石。有時，精英們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得不做秀來取悅于人民，并許下種種諾言。一旦權力穩固，什么諾言都拋到九霄云外。沒有真正的民主，就不會有人民的政權，沒有人民的政權，就不會有人民的利益——這是一條鐵的定理。

“這是一幅什么樣的景象啊！社會無止境地分成各色人等，這些人心胸狹窄、心地不良、粗魯平庸之輩處于互相對立的狀態，這些人正因為互相采取曖昧的猜疑的態度而被自己的統治者一律——雖然形式有所不同——視為特予恩準的存在物。甚至他們還必須承認和首肯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準！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統治者本人，他們的身價與他們的人數則成反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四頁）
三、當學費成為壁壘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中，另一個主要角色趙磊，為了籌足高額的學費，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掙二十塊錢。當記者問他打小工掙學費有多大難度，趙磊回答說：“難度有一個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學一般下來需要四萬到五萬。就是貧困學生，不花錢的學生四萬到五萬。像我們家的話，四年能提供上個八九千就頂多了，四萬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數字。”

是的，天文數字。以趙磊每天打小工掙二十塊錢計算，他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干上六年才能攢夠上大學的錢。盡管我們某些飽食俸祿的官員一再許諾“決不會讓一個學生因為沒有錢而上不起大學”，然而事實給予了這種貌似莊嚴的承諾狠狠一記耳光：據調查，僅四川成都附近一個小小縣級市德陽，二○○一年就有20名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考學生因家貧湊不出數千元學費而不得不棄學。還有那些因為交不起學費屢屢發生的自殺事件的殉難者，難道這些人都是傻子？德陽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如果推而廣之，那么全國每年面臨棄學困境的貧困學生恐怕要數以萬計。

多少年來，我們的媒體上總是在宣傳：“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還有“教育是立國之本”等等很好聽的口號。是的，現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知識了，無論是經商、受雇，甚至是種田，知識都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一般而言，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業的選擇面越寬。對于貧困的人口來說，接受盡可能多的教育，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大希望。

我不反對競爭，也不反對市場經濟。左翼和右翼的區別在于是否追求結果公平。但是，就連最保守的右翼也認為競爭要有一個必要的前提：起碼盡量保證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現在的西方國家，基本上都在力求起點和過程的公正；而民主主義左派執政的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則更進一步，追求結果的公正。而在我國，不用說結果公正，就連最起碼的起點公正都做不到。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則加劇了這種起點的不公正。學校本來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任何公民都有權利接受教育。如果說文革時期以“出身”和“政治表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是一種絕對的不平等的話，那么改革開放頭十五年以考試成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應當算做是一種相對意義的平等（當然，以考試成績取人也有缺陷，但那是“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模式話題了），可如今，演變成了以金錢作為依據難道不是另外一種絕對不平等嗎？！難道窮人家的孩子注定要在無知中生活嗎？因此可以說，教育產業化是一股逆流，是極其反動的政策。

教育產業化提高了教育的門檻。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學費起碼在5000元以上，重點院校或熱門專業則高達10000元。取最低線5000元來分析吧，它意味著什么？根據《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5854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最低一年學費分別是一個城鎮居民一年收入的91.17%和226%。也就是說讀四年大學，光學費一項就要花掉至少20000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一個農民10年辛勞所得。這還是平均水平，一些貧困地區農民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崗工人最低保障線2400元，他們的子女上大學，那真是比登天還難。

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學費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學，現在一個學生在大學里的吃、穿、用、住，購買學習用具、報名參加各種資格考試、購買參考書等等開銷，最低最低一個月也要花300～400元左右，一年下來少說也要4000元。這樣算下來，如今一個大學生讀完四年大學，全部開銷最少最少要36000元！這筆錢對于“神圣家族”的成員們來說，也許就是一頓飯錢，或者是夜總會里一次瀟灑的費用。但是對于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就很無情了：對于小康人家，也許咬咬牙還能拿出來；對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許要節衣縮食好幾年才能拿出來；而對于下崗工人和農民兄弟來說，這不啻是個天文數字。

不，不止是高等教育。拜教育產業化所賜，幼兒園、九年制義務教育、高中……反正一切與教育沾邊的，也都搭車漲價，成為了“賺錢的產業”。現在，上個幼兒園一個學期都要幾千元，擇個校要幾萬元，進了學校還有“培優班”、“快車班”、“特長班”……都張開大口，等著咬得你鮮血淋漓。怎么，你不交？難道你愿意看著自己的孩子進爛學校、進差班當三等公民嗎？嗚呼！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一頭扎進了永遠填不完的黑坑，直到榨得你燈干油盡。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極其不均衡。在中國，即使按照官方規定的很低的貧困標準，也有農村貧困人口3000多萬人，城市貧困人口1400多萬人，共計近5000萬人。另外，還有不少于5000萬準貧困家庭人口。這樣兩者之和就1億人了。由于各級政府善于謊報成績，實際上的赤貧、貧困人口只會更多。這些在貧困線上的家庭，其孩子上學面臨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以沿海較發達的某省農村為例，那里家庭經濟狀況很不平衡，貧困和比較貧困的大約占30%左右。以此看，對這部分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100元以內的雜費和書本費，尚可以艱難承受的話，略加抬高收費標準，這些孩子就有輟學的危險。較發達地區如此，貧困地區的孩子更加困難，因經濟困難造成的輟學現象經常發生。

二○○○年，中國教育部宣布如期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然而正如當年我國宣布“實現小康”一樣，這個“普九掃盲”目標的實現，并不能改變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嚴重局面。由于這個所謂的“義務教育”仍然是要付錢的，而且收費標準越來越高，導致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中小學生流失率、輟學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農村學生由于交不起攤派而被逐出校門。根據前文中提到的《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中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官方認可的初中生輟學率為3.23%左右，農村地區高達4.2%，有的地區輟學率甚至高達10%。實際上，由于中國各級政府一貫善于慌報成績、掩蓋問題，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學問題，造成統計資料嚴重失實。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調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邊、窮的地區，初中生輟學率也甚至可以高達50%。而據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2002年的一篇報導，中國半官方消息來源證實，中國實際小學輟學率高達5%以上，每年產生50～70萬新文盲。

教育落后導致我國人口素質長期低下，眾多的人口不能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只能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目前，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為6年，只算小學畢業水平。至今，中國仍然有將近兩億人寫不出自己的名字；另外有七億人雖然可以勉強讀懂報紙，但缺乏最起碼的基礎科學知識。2002年，曾有人專門做過調查，到全國許多大城市街頭進行隨機抽查，被抽查者中竟然有95%的人回答不全太陽系九大行星的名字。教育狀況相對較好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教育薄弱的農村就更不用說了。由于我國勞動力占世界勞動力總量的26%，如此龐大的低素質勞動人口成為阻礙我國下層人民改善生活條件的“瓶頸”。由于缺乏知識，下層人民沒有辦法用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也無法用知識反抗來自權勢者的壓迫，因此下層人民不但生活困頓，而且更容易遭受無法無天的權勢者的侵犯。由于缺乏知識，下層人民不得不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收入低、工作條件差，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強，往往人滿為患。由于文化素質低的勞動力擇業往往受到自身勞動技能的限制，因而想重新就業是非常困難的，故而形成了眾多的失業、半失業人口。這也是我國下崗、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義務教育不僅僅是收費高的問題，教育質量也實在令人擔憂。我在農村的一個表弟初中畢業后到城市來謀生，據他講：他在小學的同學幾乎有三分之一沒有升入初中；而初中的同學則有很多長期不上課，到快畢業的時候才到學校交幾百塊錢領畢業證——這樣的“初中畢業”會是什么樣的素質啊！

由于教育收費的超乎尋常的快速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趕不上教育開銷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對子女上學開銷的畏懼。事實上，對于一個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教育費用已經與一個勞動力一年所得幾乎差不多的地步，困難家庭和農民則根本承受不起。這樣發展下去將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富裕家庭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而貧困家庭子女繼續充當廉價勞動力甚至為爭當廉價勞動力而互相競爭——貧富差距則進一步加劇——這是赤裸裸的社會不公正現象。

根據我國的教育法規定：學校屬于非盈利組織。教育改革特別是公立學校改革，其目標絕對不能使學校一切向錢看。但是現在可以說很多學校已經完全向錢看了。不僅僅是高等教育費用，初等教育費用也是一升再升。按照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初等教育應當是免費的，在歐洲許多國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全部是免費。而現在的中小學教育亂收費，直接違反了《義務教育法》和有關政策，攪亂了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加重了學生負擔，敗壞了教育的聲譽。它直接導致大量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或不安心上學，同時也引發了教育領域中腐敗現象。而且進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貧富差別，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我不禁想起了冷戰的象征——柏林墻。這堵一夜之間修建起來的高墻，阻擋住了無數想奔向自由的人的夢想，數以百計的人在這堵墻下命喪黃泉。而今天，教育產業化下高昂的學費，正是一道無形的柏林墻，冷酷、橫蠻地阻斷了千百萬窮人改善命運的希望和夢想！

“難道飛翔的靈魂，將終生監禁在自由的門檻？”（舒婷《船》）
四、當謊言嘲弄真理

時下“教育產業化”的開展，正可謂如火如荼。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向我們解釋說，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是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實在是不太敢相信這些“不講良心”的人的話了，因此為了弄清楚這個犬儒們從西天取經取回的“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何方神圣，自二○○○年開始我就持續不斷地對“教育產業化”這一溯源進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清楚“教育產業化”的定義究竟是什么。不是我天生愚鈍，無論是叫嚷實行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的社會良心們，幾乎所有參與教育產業化爭論的專家學者都沒有給我們以“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什么”的明確概念。事實上，爭論不休的教育產業化的意義越來越含糊不清，以至于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杰教授專門撰文指出：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實際上是一個偽概念和假問題。

真是咄咄怪事！一項雷厲風行地實施的政策，一個犬儒們不厭其煩地論證其“好處”的教育產業化，竟然連概念都是模糊的！盡管無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眾對教育產業化不斷提出質疑，但教育產業化的鼓吹者們始終沒有做出一項合理的解釋，只是反復勸說大家接受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是解決教育資源不足的良方，云云。這好比一個人得了病，碰到一個江湖游醫，江湖游醫從他葫蘆里倒出一粒藥，說，“吃吧，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病人疑惑，問，“你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江湖游醫卻避而不答這藥的成分、藥理作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說，“這是西洋進口的好藥，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的”——請問，這樣的藥我們怎么敢吃？然而，鼓吹“教育產業化”的江湖游醫們，卻不由分說地把這“洋藥”灌進了我們嘴里，看到我們盡是痛苦的表情，就嘮叨著說這是良藥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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