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藝術大師畢加索與東方藝術大師張大千一定是有機緣，1956年7月底，張大千在法國尼斯與畢加索相會，這次見面可說是“中西藝術相會的小型高峰會議”。會面對雙方未來的藝術發展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影響。而時過45年，“張大千”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畢加索”在中華世紀壇，兩位大師在北京的冬天遙相呼應。這一次，兩位大師早已故去，但東西方藝術對話交織成的奇特文化現象在目前和今后將是值得玩味的話題。

　　從觀眾的參與度和人數來看，張大千受到了北京觀眾的冷落，而畢加索則始終在公眾的視線中備受寵愛。

　　畢加索熱是大眾的文化想象

　　令人費解的是，德國路德維希先生曾經捐贈給中國美術館幾幅畢加索的代表作，這幾幅作品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時并沒有引起媒體和公眾的特別關注。而這一次，能夠代表畢加索藝術水平的代表作并沒能來，卻引起了觀眾的熱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曉明說，畢加索熱可以理解成大眾的文化想象。大眾對文化的了解，往往不是個人對文化的興趣、愛好、素養使然，他們把對文化的追逐變成了時尚。中國觀眾對畢加索的熱愛，不是因為其藝術達到某種高峰，不是因為他們對藝術的愛好，更不是發自內心的需要，完全是將之作為文化想象來看待。不看畢加索，不看達利，您就有落后于時代的恐懼，而不了解張大千，誰會有恐懼感呢。

　　從外圍來看，我們現在身處文化傳播受控于媒體的時代，任何一個文化現象絕不能脫離開歷史背景去考慮，舉個例子，前些年《學習的革命》被炒得熱火朝天，實際上有眼光的讀者都能感到里面沒有太多的東西，但讀這本書意味著時尚的選擇。因此，可以說，媒體的炒作為觀眾的文化想象提供了最溫潤的土壤。

　　張大千沒有清晰的“標簽”

　　雖然張大千50元一張的票價阻擋住了眾人的腳步，但我們還是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問題：張大千的藝術定位不是很清楚，他沒有很清晰的標簽。張大千不是很傳統，也不是很西方。中西合璧可能開辟一條路，但在公眾中的影響更能確定一種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大千沒有畢加索幸運。

　　中國臺灣的美術評論家巴東認為，張大千藝術發展的范疇與內涵太過于深廣復雜，也令人很難掌握他藝術發展的脈絡與主軸，使得世人在認知張大千的藝術內涵與成就時，又增加了距離與困難。

　　美術評論家水天中說，我個人更喜歡畢加索，雖然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家中最富有才華的人，其晚年后的作品非常精彩。他藝術上的可塑性超過了同一時代的畫家，其工筆重彩人物畫、彩墨潑灑山水畫都非常出色。但如果張大千能像畢加索一樣再專注點，再冷靜點，其作品將能達到更高的水平。

　　藝術觀念方面具有的意義和商業操作決定了畫家藝術作品的意義，從藝術史對張大千的評價和博物館對張大千的認可上看，張大千都不及畢加索。

　　新型的雅藝術將是21世紀的時尚藝術

　　美術評論家彭德說，平心而論，他更喜歡張大千，因為張大千的畫更讓人平和，它是雅藝術的范疇，只是其作品與當代生活有距離，新穎的強度不夠，因此不被當下觀眾所接受。而畢加索的作品帶有變態的、色情的色彩和扭曲的、怪誕的藝術傾向，但我們不得不說其藝術又是獨特的、有個性的。

　　我們再看看熒屏上那些戰爭片、武打片，其血腥、暴力程度已遠遠超過畢加索，相比之下，畢加索要溫和得多。盡管這樣，畢加索的作品仍舊與當代文化氛圍相對應。

　　彭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走的是一條全盤西化的道路，西方藝術和西方文化都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最高成果，其中胡適倡導全盤西化，魯迅則倡導拿來主義。我們的教育和藝術創作都是在以上前提下展開的。將近一個世紀，我們很難在國內看到西方藝術家的原作，在一般文化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西方藝術一定是不可企及，一定是高于本民族，于是最終我們總是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而在眼下，中國的藝術家已經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本民族的藝術有不同形態，有不同的觀念和表達方式，藝術本身無高下之分，只是20世紀國家實力的強弱使藝術有高下之分。中國藝術是獨特的，它應該在世界藝術中占有獨特位置。

　　彭德認為，新型的雅藝術應該是21世紀的前衛藝術，真正的前衛藝術并不是已成過去時的暴力、變態和血腥。張大千的藝術缺乏新觀念，盡管有些新的表現形式，但新穎度不夠，僅僅是表現方式與古人不同，是舊式的雅藝術。而新型的雅藝術，其形態是新穎的，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它應該是整個多元藝術中的一員。

　　前衛與時尚從來是兩個對立的概念，畢加索的藝術出現時，媒體、美術學院、美術官員并不認同，當時的文化氛圍不接受。然而如今中外美術學院對畢加索的藝術已經司空見慣，媒體也能平靜待之。顯然，來自中國的新型雅藝術也將經歷這樣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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