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認為，繪畫作為藝術，應當是與作為藝術的詩有著相似的創作規律、相似的欣賞原則，當然也就應當有相同的地位。“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這樣，便使唐代閻立本為之嘆息的“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舊唐書》卷100。宋人認為“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后繼之以畫”郭若虛：《書畫見聞志》卷2。的這種工匠的技藝一躍而與在士大夫的傳統藝術中占有最高地位的詩歌創作平起平坐了。

　　蘇軾為自己的這種理論找到了歷史的先例和現實的證據。他認為“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蘇軾：《次韻吳傳正枯木歌》。這位非同一般(俗)、繪畫的“妙想”與詩相同的畫師，指的便是唐代著名詩人王維。蘇軾認為，詩人王維也可以看作畫家王維：“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蘇軾：《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詩歌與繪畫這兩種藝術形式在王維那里得到了統一，并且都成為了王維詠嘆自然、流連光景的手段：“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辭。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山絕澗開重帷……” 蘇軾：《題王維畫》。

　　蘇軾推崇王維，主要是為了替自己所倡導的“妙想實與詩同出”的文人畫尋找歷史的依據，以便自立門戶，區別于“畫工之畫”。他在《王維吳道子畫》一詩中，將王維和號稱“畫圣”的唐代大畫家吳道子作了比較：“……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 。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摩詰本詩志，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吳生雖妙絕，尤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清人王文誥指出：“此詩乃畫家一本清帳，使以文人之擅長繪事者，如米蒂、吳鎮、黃公望、董其昌、王時敏之流讀之，即無不了然胸中矣。”因為“道玄雖畫圣，與文人氣息不通；摩詰非畫圣，與文人氣息相通。此中極有區別。自宋元以來，為士大夫畫者，瓣香摩詰則有之，而傳道玄衣缽者，則絕無其人也。”

　　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蘇軾為文人畫所尋找的歷史依據，在后來文人畫的發展中產生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同時，還必須指出的是，僅以王文誥所提到的那幾個宋元以來的文人畫大師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人王維的繪畫技巧與理論對文人畫的發展究竟產生了多大作用是大可懷疑的。王維的畫跡，在唐代已不多見，唐張祜就曾說過：“右丞今已歿，遺畫世間稀”。宋代以后流傳的，大都是后人的摹本

　　或偽托之作參見王伯敏《中國繪畫史》第五章，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知王維所作山水還是要“布色”，并且“復務細巧”。這些作品后世可能還有流傳，只是一般人難以見到。清代大收藏家安歧在他的名著《墨緣匯觀》中說：“王維《山居圖》，青綠山水……界畫纖細……類李將軍一派。”唐人張彥遠則說：“余曾見(王維)破墨山水，筆跡勁爽。”可知王維以水墨畫山水，可能只是偶一為之，至于他最為后世文人畫派艷稱的“雪中芭蕉”，據傳僅是其所畫《袁安臥雪圖》中的外景參見潘天壽《中國繪畫史》第三編第一章，商務印書館，1937。

　　當為北方人畫南方景物時“姑妄為之”的，其為后世畫家所稱賞，當然只能看作蘇軾——董其昌一派一脈相承的文人畫理論對王維的再發現。因此，與其相信是王維提供了文人畫的基礎，不如說是蘇軾借著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所提出的“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的理論開辟了文人畫的藝術道路，這樣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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