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戰國策序跋

　　盧見曾刻姚本戰國策序

　　漢末涿高氏誘，少受學于同縣盧待中子干，嘗定《孟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于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為可惜也。高氏又嘗注《戰國策》三十三篇，世無其書。前明天啟中，虞山錢宗伯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聲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稱完善。

　　曩余讀吳文正公《東西周辨》，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而今鮑彪本誤以西周為正統，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戰國策》為鮑氏所亂久矣。及余再蒞淮南，屬友人于吳中借高注考之，嘆文正之辨，為不可易。高注古雅，遠勝鮑氏，其中編次，亦與鮑氏迥異。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唯高氏。益其學有師承，非趙臺卿、王叔師比也。惜《孟子章名》、《孝經解》不傳，而此書于絳云一炬之后，幸而得存，為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審擇于高、鮑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黃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桑老顧千里為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后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為予抉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歷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為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為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于存古，學莫大于厥疑。”知言也哉！后之君子，未能用此為藥石，可一慨已！

　　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為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于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末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敬取文從字順；愿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裁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為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顧廣圻戰國策札記后序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后，曰：

　　《戰國策》傳于世者，莫古于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征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余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采他書，復每簡略，未為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后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于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于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備也。見于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

　　廣圻于是書，尋繹累年，最后于《敘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抵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于《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愿為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于證明，粗屬草稿，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為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