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戰國策序跋

　　于鬯戰國策注序

　　《戰國策》者，經學之終而史學之始也，其書宜無人不讀。今學者固無人不讀《戰國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鮮。夫國朝諸儒，其能究古籍遠邁前賢矣，而從事于《戰國策》者，元和顧氏徒托空言，使其欲放杜征南釋例有成，必大可觀。今則惟推吳黃氏《札記》恪守家法，然不過嚴字句之異同；高郵王氏《雜志》，摘條立案發明，恨其太少；金山顧氏，能為《編年》；陽湖張氏、歙程氏，專門輿地。類皆具策書之一體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戰國紀年》、黃氏《周季編略》、顧氏《七國地理考》等書，亦為讀《策》者之助，而作者不專為此書發也。自漢高氏至于宋有鮑氏，自宋鮑氏至于元有吳氏，落落三家。吳氏之后，絕無聞有繼起巍然成—家者。至于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黃氏師法之所取，亦僅在字句異同，實不足副此書之全量。見吳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鮑氏之竄亂古本，則奚不即補注姚氏之書，顧乃依鮑竄亂之本，而必欲節節為之辨駁，亦可謂舍其康莊，而爭步于蹊間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鮑氏綴補之勤，吳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鮑、吳兩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義亦備，且義備然后古本賴以久存，于是采錄之際，不能不旁征他籍，即不能無意為取舍進退于其間，送成《戰國策注》三十三卷，別補姚氏《序錄》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于姚氏，至今又分兩刻。盧氏之刻不及黃氏之善，故一仍黃刻，其誤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補，羨文不加刪，錯文不加乙，一切具于注中。誠以家法所在，雖讀者病不便，不顧矣。意擬他日宜為一塾課本，凡應改、應補、應刪、應乙者，悉為雌黃；且易分國而通為《編年》，如陸隴其《戰國策去毒》之例，與此本相輔而行，兢兢乎蹈鮑氏竄亂之轍，未敢也。惟是其書既介經終史始之間，則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經，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書。末學疏淺，鄉居又艱獲佳籍，即經目遺忘亦多，時有不安，輒意改易，顧此失彼，遂相牽動，抵牾紛壇，知不能免，夫惡敢仰承三家之緒哉？后有作者，得比而審決更定之，則幸甚！光緒三十有四，（宣統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匯于鬯香草序。

　　吾朝無國策注家，而日本卻有之。鬯所見關修齡《高注補正》、橫田維孝《正解》、平井魯堂《講義》三家。《講義》不足云，關、橫田兩家雖學淺，而于虛義理所在時有體會，間出武斷，頗可摘取。至于《策》學之難，首在年紀、地理兩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辯也。尚有譚周者，卻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兩書并未之見。橫田書中有引碕哲夫說，即明允也。鬯又記。

　　所得舊刻《國策》，單鮑注殘本，存西周、東周、齊、楚、趙、韓六卷，書首序葉已失。其趙策“以正殷紂之事”，“殷”字厥筆作“股”，避宋宣祖諱，而他處“殷”字又不闕筆，蓋元以后翻宋本也，故其闕筆已校補，而偶失一未補耳。亦小有訛，然不訛者多，合之吳本，間有異。此真鮑本，非如黃《札記》以至正乙巳本為鮑本，未免差爾。十一日又記。

　　戰國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煥家藏本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

　　舊本題漢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校本也。

　　《文獻通考》引《祟文總目》曰：“《戰國策》篇卷亡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后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鞏校定序曰：“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為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雖三十三卷皆題曰高誘注，而有誘注者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與《崇文總目》八篇數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合前八卷，與曾鞏序”十篇數合。而其余二十三卷，則但有《考異》而無《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續”宇。其偶遺“續”字者，如《趙策》一“郄疵”注、“雒陽”注，皆引唐林寶《元和姓纂》；《趙策》二“甌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后語》；《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與寶在誘后，而《淮南子注》即誘所自作，其非誘《注》，可無庸置辨。蓋鞏校書之時，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誘書適有其十，惟闕第五、第三十一。誘書所闕，則官書悉有之，亦惟闕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誘書足官書，而又于他家書內摭二卷補之。此官書、誘書合為一本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