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一篇精妙絕倫的贊美詞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多年來，一直被選入初中語文教材。在分析這篇文章時，人們大多認為文章主題表現的是作者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和雖處逆境仍不計個人得失昂揚奮進的精神面貌。其主要依據就是文中的最后一段：“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然則何時而樂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誠然，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從教育學生的憂國憂民思想出發，就應當這樣分析，引導學生向這方面理解。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是偏頗的。至少并不全面。如果照這樣分析，那就會令人感覺這篇文章前后的內容有矛盾。

文章開頭寫：“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取得這樣好的政績，“乃重修岳陽樓”，并且又邀請范仲淹“作文以記之”。

這段文字平鋪直敘，簡潔明了，看似平淡。一般情況下，人們不去細加品評。但是恰恰就是這個段落，給讀者留下了許多疑問：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不會只有滕子京一個人。范仲淹對這個政績，內心會有什么樣的感受？滕子京為什么只邀請范仲淹“記之”，而不去邀請別人？范仲淹要記的話，就多記一些歌功頌德的話是了，為什么偏偏要在后文大篇幅發那么多的感慨呢？

顯然，照傳統那樣理解，后面的“憂”的思想感情與“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樂的意味不符。

我認為，《岳陽樓記》這篇文章的憂國憂民思想是次要的。——它的主旨思想是贊美人，贊美的是滕子京。

要真正體會這一篇《岳陽樓記》的本意，我們就不能不考慮范仲淹與滕子京的關系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這兩個人的遭遇等。

范仲淹出身微寒，幼年喪父，靠自己發奮讀書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他在政治上積極主張革新，興利除弊。這就與當時的保守派發生矛盾。他性格耿直，不畏權貴。這對于仕途中人并不是好事。因此他得罪了權貴，在仕途上屢糟坎坷，幾遭貶謫。

但是，范仲淹并不失其憂國憂民之心，勵精圖治之志。常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自勵。這是他的主流思想。無論何時何地，他都力主革新，在政績方面頗有建樹。

范仲淹以如此之人格，在政治生活中，恐怕難以找到與他志同道合，用現在的話，可稱為“同志”的人了。而且在幾遭貶謫后，許多跟他關系不錯的人，也都漸漸地疏遠了。這不能不更令范仲淹感到悲涼與失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那么一個人，能夠像他一樣，無論遭遇如何，也不改自己志趣，仍然能夠積極進取，成績頗顯的時候，范仲淹就會趕到莫大的欣慰，自然就會給予許多嘉許贊揚。

竟然就有這樣一個人。雖然極為少見，幾乎是絕無僅有，然而畢竟還是有這么一個人。他就是滕子京。

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進士，曾共同防御邊郡，抗擊西夏的入侵。兩人都學高耿直，志趣相投，素來友善，互為知音。滕子京因事被人劾奏，范仲淹力保不已。但最終的結果是，滕子京被貶到了岳州，也就是《岳陽樓記》中所說的巴陵郡。第二年，范仲淹就被貶到了鄧州。兩人可稱為是：“同是天下淪落人”了。而在這當中，范仲淹一直牽掛著滕子京。因為滕子京在被貶時“憤郁頗見辭色”。范仲淹惟恐他因而再罹禍端。

幸而，滕子京沒有讓范仲淹失望。他在被貶到岳州以后，依然是盡職盡責，努力政務。也與范仲淹那樣，頗有建樹。只用一年多，就使巴陵人民安居樂業。又成功擴建了岳陽樓。這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所以就寫信給范仲淹，特請范仲淹“作文以記之”。

也許滕子京的本意就是讓范仲淹記錄一下關于岳陽樓方面的東西，以便讓人多了解岳陽樓。但是范仲淹的思想遠不在此。他的思想更是在另一方面。

既然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他也就希望別人會這樣。誰能夠這樣做，他就會感到非常高興。滕子京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者。至少在巴陵這個地方是做到了。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具體表現。這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工功德，是值得稱頌的。而范仲淹作文的出發點也就在這里。

《岳陽樓記》的第一段，寫滕子京在巴陵取得“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這樣的成就，只是在“越明年”，即一年的時間里。范仲淹當然是帶著滿懷喜悅的心情來寫的了。無論作者心里還會有什么樣的心情，在這里替滕子京歌功頌德是不容置疑的。

下面寫“巴陵勝狀”，范仲淹并沒有用太多的筆墨，只是用“前人之述備矣”一句，節省了許多筆墨。因為范仲淹本來“作文”的用意也不在此。

下面又寫仍然有“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這里的“情”與什么有異？

我認為，這個“覽物之情”就是指下面的兩種情況。即“霪雨霏霏”時的“感極而悲者矣”和“春和景明”時人們的“喜洋洋者矣”之情，這是人之常情。

“得無異乎？”句。作者在這里說：有沒有人不是這種感情呢？也就是說，超乎常人的感情呢？答案是肯定的。有。這個人就是滕子京。

但是超乎常人之情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一種似乎過于超脫，類似道佛。而其真正原因是，這種人的心思純粹在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作者并不贊成這一種，因為“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也？”意思是沒有樂的時候，不符合人的感情需求。另一種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種是拋開個人喜樂，把國家和人民的喜憂放在心上，先替百姓解憂，，在百姓得樂以后，自己才得樂。這正是范仲淹極為贊許的。百姓之憂是什么？無非就是不得安居樂業，政不通人不和。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不是簡單一句話就完事。做起來實在太難了。

而滕子京做到了。至少滕子京在做法上，和范仲淹是不謀而合。在當時的情況下，滕子京能實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個美好愿望，的確不容易。這也是范仲淹極為贊嘆的原因。“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意思證明了這一點：除了滕子京之外，再有誰和我是同道之人呢？或許當年的大宋朝不止是這么兩個人有這樣高的思想境界，但是在范仲淹的筆下，我們看到的只有這滕子京一個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見范仲淹對滕子京的極其推崇贊美之情。也許滕子京這面并不想得到范仲淹這么高的贊譽，但是范仲淹就這樣寫，至少給他帶來安慰和鼓勵。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岳陽樓記》的中心思想是通過敘寫滕子京“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政績，借寫人們對岳陽樓景色的不同感受，突出表現了滕子京勇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實干精神，表達了對滕子京熱情洋溢的贊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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