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故事

永寧小學二年級班會課

12歲，我當上了抗日交通員

    ●鄧友梅

    鄧友梅:1931年出生,12歲時參加八路軍,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等職。著有中短篇小說集《京城內外》、《別了，內瀨內海》等。其中《我們的軍人》、《話說陶然亭》等獲全國短篇小說獎，《追趕隊伍的女兵們》、《那五》、《煙壺》分獲全國第一、二、三屆中篇小說獎。

    “叫老鄉，你快去把戰場上啊快去把兵當。莫叫日本鬼子來到咱家鄉，一家老少殺個光啊我的好老鄉……”我就是在這首歌鼓舞下，12歲時參軍當了交通員的。

    我父親原在東北軍當兵，入關后落戶于天津。我剛上到四年級時，父親干活時把日本工頭打傷了，跑回家不敢出門，從此失業，我們只好回到山東老家。這時我的老家已是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了。各村都有民兵，農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組織，常有干部來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動員參軍的會上學的。

    我姑姑家距我們村3里地，村東頭是偽軍據點。西頭有個初級小學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學校聽課。校長姓魏，對我很好。有天他對我說：“你文化基礎比這里的學生好，又懂抗日救國的道理，為什么不參軍抗日呢？”我說：“村長說16歲以上才能參軍，我12歲，人家不要。”他說：“你要想參軍，我可以作介紹人。”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長領我到了一個偏僻村落，見到了我第一位上級高鳳林同志。高鳳林問我：“你參軍是自愿的嗎？”我說：“是。”他說：“抗戰很艱苦，而且要作犧牲的準備，你怕不怕？”我擦著眼淚說：“我寧死不當亡國奴。”高鳳林拍拍我的肩說：“好。從現在起你就是抗日戰士了。”我問：“什么時候發軍裝？”高鳳林說：“抗日戰士不都穿軍裝。咱們的工作是穿便衣的。過兩天我給你領布來，請房東大娘按你的身材做一套衣服。”

    高鳳林是我的領導，更是我的革命導師。他原是樂陵的中學生，八路軍從山西開來后，班主任帶領他們全班都參加了革命。交通站幾個點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鳳林在一起。有時他一人出去執行任務，就把我安排在堡壘戶家。堡壘戶是個外來鐵匠，姓張。鬼子來掃蕩，他就叫我在院里給他拉風箱，他燒火打農具，鬼子進來搜查，他說我是他兒子。我和高鳳林一起行動時，在交通壕里他邊走邊對我進行教育：講共產黨的政治理論，講革命人生觀，講抗戰形勢，講革命紀律和工作方法。不僅言傳而且身教。有時走到敵人據點附近，他讓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卻站起來高喊：“偽軍弟兄們，你們聽著。中國抗戰已經取得了很大勝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敗仗，他們的日子不長了，趕緊立功贖罪還來得及。誰干過好事誰是鐵桿漢奸我們都記上了黑紅點，這筆賬是要清算的……”

    敵人炮樓上朝我們打出照明彈，開起槍來。他把腰一躬拉起我就跑。這樣經歷幾次，我膽子大了。

    開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點上布置工作，到據點、村子與線人接頭。他跟人談話，我爬上屋頂或草垛上放哨。后來他就派我單獨執行任務了。反掃蕩中我們有人負傷需要藥品。當時偽區長是我們村的本家。高鳳林問我認識不認識他。我說：“認識，按輩分我叫他三爺。”他說：“派你進據點給他送封信，敢去不敢？”我說：“敢。”高鳳林叫我回家換上天津的學生服，裝作到據點去看他，把信交給他，順便觀察一下情況。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據點。找到偽區長住的屋，那位“三爺”正躺在炕上抽大煙呢，一見我來，愛答不理的指指炕頭說：“坐下吧，你怎么來了？是不是家里沒糧食吃了？”我說：“不是，來看我姑，我爹叫順便看看你。”他叫勤務兵給我去倒茶。趁著屋里沒有人，我掏出信來塞給他說：“還有人托我給你帶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馬上睜大了眼睛，擺擺手對送茶來的勤務兵說：“到門口放哨，有人來報告一聲。”勤務兵出了門他才仔細看信。看完坐了起來，用手比了個八字，小聲說：“爺們兒，你啥時干上這個了？”我說：“我啥也沒干，人家叫我送這信，我敢不送嗎？”他笑笑說：“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問，在那邊你就多給三爺美言幾句吧。我不是鐵桿漢奸。這件事我盡快去做。萬一有沒做到的，別怪罪我就是了。”我說：“那我就走了。”他說：“你輕易不來，吃個晚飯，住一宿明天走。叫這邊的人認識你，以后再進來就方便了。以后你常來吧，我也許有話叫你往那邊帶呢。”我正想觀察一下據點內部情況，就答應留下來。

    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鳳林報告了和偽區長聯絡的情況，他表揚我干得不錯。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隊送我去學校學了幾個月文化，然后調到新四軍文工團，從此，我走進了文藝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