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晉文之事

        孟子》的《齊桓晉文之事》，是孟子說服齊宣王施行保民的仁政的言論。說明王天下的關鍵，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源，在于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的作用，在于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在于制民之產。這是全篇的章旨。 

        孟子的保民和推行仁政思想，對當時社會來說，是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當時的人民，正處在七雄“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的水深火熱的環境里，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正如孟子所說：“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時者也。”如果能夠解除戰爭和過度剝削所帶給人民的痛苦，正是人民所渴望的“如解倒懸”的事。其次，這時的國君，都“以征伐為賢”，強調戰爭的作用，孟子則強調民眾的作用，他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保護人民，推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人民的生活，雖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爭取人民的擁護，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但這些思想，卻是符合當時人民的愿望的。不過，孟子從齊宣王的不忍之心，來推斷他能夠保民而王，這是唯心觀點，不是從當時社會的客觀現實出發，是行不通的。制民之產即恢復井田制度，這是美化了的古代社會的農村公社，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孟子提出制民之產的建議，雖然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但他關心人民物質生活，對當時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是深表同情的。他并且說，人民因凍餓而犯罪，它的過錯不在人民而在統治者。他希望人民分得田地，人人不饑不寒，老年人可以衣帛食肉，青年人有入學受教育的機會。這些理想，正符合當時人民的愿望，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義精神。 

        孟子是戰國時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辯家，其門人公都子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回答說：“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書》)中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各有千秋。”孟子雄辯的才能，犀利的筆鋒，在《齊桓晉文之事》這一章中，也可略見一斑。 

        本文的藝術特點，在于孟子善于掌握說話對象的心理活動，從而逐步啟發對方的認識，這就形成了本文組織結構上的層層深入與跌宕生姿。 

　　本文一開頭，齊宣王向孟子問霸道齊桓晉文之事，可見他對王天下之道是不大愿意聽的。面對著這樣一個不愿聽王道的人而和他講王道，而且能夠使他愿意聽下去，這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抓住對方的心理，從而啟發他的認識活動，而空談一番王天下的大道理，那肯定是要失敗的。孟子不但使齊宣王愿意聽下去，而且最后接受了保民行仁政的主張(不過在事實上，宣王后來并沒有實行孟子的主張)，就可看出孟子是怎樣的善于辯論了。 

　　孟子是怎樣層層啟發說服齊宣王的呢? 

　　當齊宣王發出“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的疑問后，孟子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保民而王”的話，這是全篇的中心論點。但宣王認為王天下很難，霸天下則比較容易，所以接著又問孟子道：“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這正說明了他怕難的心理。下面孟子就從宣王“以羊易牛”這件事，說明他具有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保民而王的基礎。宣王雖有“以羊易牛”的事，但對于這個不忍之心，認識還是模糊的，因此有啟發他的必要，否則后面要說的“推恩”“制產”等等都要落空了。所以宣王的“以羊易牛”，究竟是不忍，還是吝嗇，這是必須搞清楚的。孟子以“百姓皆以王為愛”“牛羊何擇”“見牛未見羊”的話，替宣王發現解決認識上的矛盾。他不用注入式，而是經過宣王心理的疑難、矛盾，用啟發式給以解決的。難怪宣王要說出“《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的衷心悅服的話了。宣王認識上的曲折性，反映在本文上，形成了層次的曲折性。 

　　等到齊宣王發出“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問題后，孟子似乎就可以大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行仁政的一番話了。但這里又有一個曲折，孟子提出了“百鈞”“輿薪”“挾太山以超北海”“為長者折枝”等比喻，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宣王心理上還以為行王道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這種畏難情緒不解決，空談“推恩”“制產”還是沒有什么效果的。于是孟子接連用四個比喻，來消除宣王的畏難心理。依照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原則順序，仁民較易，而愛物是較難的。宣王既做到了比較難的愛物，那么，推恩、行仁政的事不是比較容易，不是“不能”而是“不為”嗎?這是由于宣王認識上的曲折，而反映在本文層次上的第二個波折。 

　　難易問題解決后，孟子就發出了“老吾老”至“王請度之”的一段議論，說明能不能王天下，關鍵在于能不能推恩。但是宣王聽了孟子這段議論后，還是不能接受，還沒有說出“請嘗試之”的話。孟子察言觀色，知道宣王心里還有障礙，那就是通過戰爭來稱霸天下的“大欲”。這個“大欲”不去掉，王天下的大道理是聽不進去的。經孟子“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一激，宣王不得不承認自己所懷著的“大欲”，但還是不肯具體說出它的內容。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肥甘”“輕暖”“采色”“聲音”“便嬖”五項，旁敲側擊地襯托出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稱霸天下的“大欲”。接著又用“緣木求魚”的比喻，小不敵大、寡不敵眾的道理，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認這種“大欲”是完全沒有可能實現的。能破才能立，于是“發政施仁”“制民之產”，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孟子使宣王去“大欲”的一番話，是本文層次上的第三個波折。這些波折，使文章跌宕生姿；但這決不是故作曲筆，為波折而波折，而是啟發宣王在認識過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