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活動目標

1.讓學生比較全面地了解孔子和孟子，對他們的思想和主張有初步的認識，并從中汲取營養。

2.培養學生查閱、整理、篩選、概括資料的能力，培養合作精神。

3.寫一篇議論文。

二、活動指導與建議

關于第一項活動

1.可以把班級分成若干小組，組內成員每人負責做兩三個問題，然后小組在一起討論、完善，最后把成果提交到班里，班里舉行一個匯報、交流會，看看哪個小組在哪個問題上做得最好。這樣，個人主動性既得到發揮，合作與競爭的精神也有所體現，而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都得到了豐富的知識，為進入下一個活動打下了基礎。

2.要注意讓學生對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加工、整理，然后用自己的話就某個問題寫一段文字。

關于第二項活動

1.由于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尚低，加之對學生來說，《論語》《孟子》文字浩繁，教師可以先把《論語》《孟子》進行一番篩選，然后將適量的、易引起學生閱讀興趣、符合學生閱讀水平的文段提供給學生。

2.學生可以僅根據老師提供的文段，找出其中現在還在使用的成語；也可以翻查成語詞典或成語故事集之類的工具書，找出出自《論語》或《孟子》的成語。然后，解釋這些成語原意，再解釋它們在今天的意義，由教師或語文水平較高的兩位同學加以匯集、整理,每一條詞語誰解釋得最準確，要注上這位學生的名字。最后，將結果在班上展示出來。

3.學生可以根據老師提供的文段，有條件的也可以翻查《論語》《孟子》全文，再根據某些篇章或某些段落，從中提煉出一個小論題。論題角度不必太大，也不必太專業化，如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孔子談孝道、孔子對富貴的態度、孔子怎樣評價自己、孟子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孟子談治理百姓、孟子對當時統治者的態度等等，均可作為論題。確定題目后，圍繞著題目談對孔子或孟子有關思想的理解及評價，以文字形式提交到小組里討論，然后小組里推舉出代表參加班里的匯報、交流活動。

關于寫作練習

寫作練習主要是建立在第二項活動中第二小項活動基礎上的，不過也要提醒學生注意采用其他活動的成果，這樣可以使文章的論據更豐富，論證得也更充分。

三、活動評價

1.這次活動探究性比較強，進行評價時要著重看學生能否發現問題和探索問題。當然，學生能得到的資料畢竟有限，加上理解水平的限制，在發現問題和探索問題的過程中，他們很可能會出現片面理解乃至誤解的情況，總結的時候，教師要注意糾正。

2.這次活動對學生搜集和處理信息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評價時也要注意這一方面。

四、參考資料

1.孔子（湯一介）

孔子是我國最早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幾千年來他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所謂圣人、賢哲。對這樣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生平事跡如何？思想如何？他為什么能成為封建社會的圣人？這就需要我們根據歷史材料，做客觀的介紹和分析。

孔子這個人和他的時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沒落了，失掉了貴族的地位，《史記》稱“孔子貧且賤”，孔子自己也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論語·子罕》）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幾任小官，中年時曾做過三個月的魯國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來我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樣，是什么不食人間煙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師”等等，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現實社會中的人。孔子很喜歡音樂，他在齊國聽相傳是虞舜時的“韶”樂，很長的時間嘗不出肉味（《論語·述而》）；他同別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請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論語·述而》）。他對詩也有濃厚的興趣，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討論詩的內容與形式問題。孔子熱心地學習過各種禮儀，“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他贊美顏回安于貧困，他說：“顏回真是個賢人呀！一筐飯，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別人都受不了那樣貧苦的生活所帶來的憂愁，顏回卻不改變他自有的快樂。”（《論語·雍也》）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貴，甚至奔走于權貴之門，國君召喚他，他等不及駕好車馬，就趕快跑了去。他喜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但有時也能把這些看得很淡，他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孔子說過許多很有道理的話，今天仍可作為格言，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等等；但他也說過一些不正確的話，是我們今天必須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等等。孔子對他的學生很嚴厲，批評起來不講情面，他批評“宰予晝寢”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論語·公冶長》）；而有時對他的學生也很親切，他說顏回“我只看到他不斷進步，而沒見到他停止不前”，當子貢對《詩》的一句話有正確了解，孔子就稱贊他說：“子貢呀，現在可以和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一點，你能有所發揮，而推知另一點。”孔子為人，有時很豪放，他說他自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可是有時又很拘謹，循規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禮儀一步，他走進朝廷的門，那種謹慎的樣子，好像自己沒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學生雖然都對他很尊敬，但他的學生如有意見也敢對他提出批評。如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名聲不好，有一次孔子要去見她，子路很不滿，逼得孔子發誓賭咒說：“如果我有什么邪念，老天爺厭棄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學生一起討論問題，有一次他把幾個得意的學生召在一起談各自的志向，子路說他的志向是“愿意讓自己的車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壞了也并不遺憾”；顏回說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處，不表白自己的功勞”；孔子則說他愿意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孔子的這番話，常常被后世進步的思想家所引用。

從上面這些事實看來，孔子并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個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負、又有世俗心理的現實的人。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感謝《論語》這部書，它為我們保存了記錄孔子言行較為可信的材料，這部書雖不免有許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記載的是事實，并不是像后來的人為孔子樹碑立傳那樣一味“隱惡揚善”。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記載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書，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約二萬字。這部書和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錄》，是我們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

孔子生活在我國的一個社會大變動時代，當時正是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從孔子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著這種社會矛盾的現實，他是一個從奴隸主貴族向封建地主階級轉化的思想家。在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564年，魯國開始實行稅畝制，承認私田的合法性，與公田一律取稅。孔子對這一制度的改變曾表示不贊成，認為這種制度的稅額比過去還重，應依“周公之典”行事。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這一大變動時代，注意到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應該有所改變，因此他主張自上而下地改變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把奴隸身分逐漸改變為農奴或農民。孔子這樣的主張就表現在他主張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對行“苛政”，反對對勞動者的非人行為。從這方面看，孔子的主張在客觀上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他思想中進步的一面。

孔子要求改變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當然不是為了勞動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當時由奴隸主貴族向封建主階級轉化的這一階層的要求。他們一方面和奴隸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的趨勢面前感到非有所變革不可，因此在他們身上表現了保守性和進步性的矛盾統一。

孔子看到，國家要富強，就必須提高生產，要提高生產，就必須使勞動者對生產稍微感些興趣，所以他說：“道（治理）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駕車。他說：“好稠密的人口！”冉有問：“人口眾多了，進一步怎么辦呢？”孔子說：“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富裕了以后，又該怎么辦呢？”孔子說：“教育他們。”這就是孔子對待勞動者的態度。他希望勞動者好好勞動生產，這樣國家才可以富強起來；國家富強起來，又要對勞動者進行教化，使他們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不去作“犯上作亂”的事，這樣社會就能安定了。

孔子政治主張的另一特點，也表現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隸主貴族向封建主階級轉化的要求，這就是他對新興地主階級當權派的兩面態度：一方面他愿意幫助或者贊成新興地主階級的某些政治活動；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某些新興地主階級當權派的“犯上作亂”。在孔子看來，社會的變化應該是變而不亂。因此從上而下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變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地“犯上作亂”則是必須反對的。孔子大概意識到，原則上承認“犯上作亂”，不僅不利于奴隸主貴族，它同樣不利于封建主階級自身的利益。因為無論奴隸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須維護等級制度。列寧說：“社會劃分為階級，這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共有的現象，但是在前兩種社會中存在的是等級的階級，在后一種中則是非等級的階級。”由于孔子有這樣的矛盾態度，雖然他很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然而他的主張，在當時階級斗爭尖銳的情況下，是既不能為保守的奴隸主貴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適應新興地主階級急劇地變革現實的要求。

“仁”──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禮”的根本內容，是道德倫理觀念的基礎，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重視人的世界觀的出發點。

在孔子以前沒有人把“仁”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哲學概念提出過。孔子提出“仁”的哲學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春秋時代，鐵器開始使用于農業生產，生產力的發展，私田不斷擴大，因此就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如何能使對生產完全沒有興趣的奴隸勞動者對生產發生興趣，不再逃亡，使他們能“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以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呢？也就是說，解決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另外，為適應上述變革要求，剝削階級之間的斗爭較之以往自然也更尖銳，不是舊貴族勢力把新興的封建勢力消滅，就是新興封建勢力把保守的舊貴族勢力推翻，或者是兩者之間的互相調和，妥協。對于現實生活有著深刻了解的孔子，是不會不注意到這樣的情況。代表由奴隸主貴族向封建主階級轉化的思想家孔子，他希望能在不打亂上下尊卑的等級關系的條件下來適應社會的變化，因此他在新舊勢力之間，就采取調和改良的態度。而對于勞動者，主張改善他們過去在生產中的奴隸地位，對人民行以“德政”，承認某些已經改變了的現實。當時持這種態度的，并不是孔子一個人，稍早于孔子的鄭國子產就有過這樣的思想。

孔子講到“仁”的地方很多，意思很廣泛，從《論語》看幾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規范。它包括忠、恕、孝、悌、智、勇、恭、寬、信、敏、惠等等。孔子的“仁”是他的最高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準則，他以為離開了“仁”，忠孝信勇等都無意義。那么“仁”的最根本的涵義是什么呢？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

孔子提出“仁者愛人”，當然不是從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發的，而是適應封建主階級的要求，但它卻具有廣泛的涵義：一方面是如何處理剝削階級和勞動者之間關系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如何處理剝削階級自身之間關系的問題。照孔子看，有了“愛人”的主觀意愿，才能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自覺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順父母；作為統治者來說，對勞動者才能給以恩惠，從而“得眾”。但是“愛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他認為只有“君子”才可能有愛人的品德；至于勞動者根本說不上有這種品德，他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這反映了“仁”的思想的階級性。

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如何？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他還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很明顯，這些話的意思都是從統治者的主觀要求出發，表示對勞動者應有所恩賜，以便達到“民易使”的目的。孔子所說的“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其中“眾”和“人”雖不一定都是指勞動者，但包括了勞動者應是無疑的。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有所謂“養民也惠”，“使民也義”等等，“寬”“惠”“義”雖是統治者的品德，但“寬”“惠”“義”的對象主要是指勞動者也是很清楚的。孔子為什么要把“愛人”也推廣到勞動者身上呢？這一點孔子自己就交待得很明白，他說：“仁者先難而后獲”（《論語·雍也》）。這顯然是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的，認為統治者行“仁政”雖然不容易，但收獲是會很大的。本來孔子就沒有隱藏其“仁者愛人”的階級性。孔子認為，對老百姓“寬”“惠”一些，得到利益的仍然是他那個統治階級。可見對自己階級的“愛”，和對其他階級的所謂“愛”，是有不同的目的。

孔子強調的“仁者愛人”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處理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的原則。春秋末期，正是我國奴隸制崩潰、封建制興起的時期，這時舊的奴隸主貴族和新興的封建主階級的矛盾自然是十分尖銳的，孔子在這種形勢下采取什么態度呢？針對這種情況他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這就是他的弟子曾參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思是主張在統治階級之間，要推己及人，如果說奴隸主貴族想要站得住，同時也應該讓封建主階級站得住；如果奴隸主貴族希望自己通達，也應該讓封建主階級通達，用這樣的方法才可以實現“仁者愛人”的原則。因為照孔子看來，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總是有“因”有“革”，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所以面對變革著的現實，從中調和，他認為這是“吾從眾”的態度，可以適應現實社會的變化。從另一方面說，新興封建主階級也應該這樣，“忠”則不應“犯上作亂”，“恕”則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變革雖然可以，制度雖也可有所損益，但上下尊卑的原則必須保持，你如果不希望自己被別人從尊貴的地位拉下來，你也就不要去把別人從尊貴的地位拉下來。孔子的這套“為仁之方”看來頗有些矛盾之處，而這種矛盾正是當時現實社會矛盾的反映。

孔子的“仁”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涵義，這就是“尚賢”的意思。“尚賢”就是要注重個人的道德、學問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這個主張在實際上破壞著奴隸主貴族的世官世祿制度。關于“尚賢”，孔子也講過許多話，例如他說：“學也祿在其中矣”，“學而優則仕”等等。在孔子看來，要做官就應該有學問，這個看法對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它打破了世官世祿的貴族政治；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識的人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但最終又能使知識分子不脫離政治的軌道。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子路讓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羔做費這個地方的縣長，孔子說：“你這是害了別人的孩子!”子路說：“那個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何必一定要讀書才叫作學問呢？”孔子批評子路說：“我就討厭像你這樣強嘴利舌的人。”孔子認為，沒有學問沒有才能的統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統治者，不能只靠世襲土地和勞動者就可以進行統治，這樣的統治是不可靠的。所以當他的學生冉雍問他政治，他說：“先有司（工作帶頭），赦小過（原諒別人的小過錯），舉賢才（提拔有道德修養和才能的人）。”（《論語·子路》）有了好的統治者，才能把國家治理好，人民統治好，國家才能安定。

孔子認為個人努力很重要，他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他所說的“道”就是“仁”。靠個人的努力可以使“仁”發揚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這就是說，人是主動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觀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子很看不慣那些不努力求上進的人，認為這樣的人沒有出息，他說：“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子罕》）由于孔子重視了個人的努力，相對地說降低了“天”的作用，這也可以說是對西周以來“天命”觀的一種否定。因此，他的“仁”不僅是一個政治的道德的范疇，而且是他的哲學范疇，它標志著對人自身的重視和對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從這一點說，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壓低“天”的絕對性和神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響著孟子，孟子在這基礎上特別強調人的主體性，從而夸大了人的主觀作用。

“禮”──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

“周禮”是西周以來奴隸制上層建筑的集中表現，它是用來維護奴隸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級關系的。如何對待“周禮”，這個問題正表現了孔子作為從奴隸主貴族轉化的封建主階級思想家的特性，特別是表現這個階層的保守性一面。孔子不僅和舊制度舊思想有著聯系，而且他能意識到“禮”作為一種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對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階級也同樣是需要的，如果沒有這一套等級制度，他們也無法統治下去。

因此，孔子對春秋末期的“禮壞樂崩”抱著惋惜的態度，把破壞禮的行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談到季氏，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樂，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樂舞蹈，在孔子看來當然是“不可忍”的。陳恒殺了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而后朝見魯哀公，請求哀公出兵討伐陳恒。“臣弒君”當然是最嚴重的“犯上作亂”，這種破壞“禮”的行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了。為什么孔子這樣地維護“禮”呢？因為在他看來：“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堯曰》），意思是說如果不懂得“禮”，不按“禮”來辦事，那就無法進行統治。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破壞了，那豈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這當然是不行的。所以當齊景公向孔子問政治時，他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景公聽了之后說：“講得真對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雖有糧食，我能吃得著嗎？”（《論語·顏淵》）齊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維護上下尊卑等級制的“禮”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聯系起來。“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級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們已有的社會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又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看來，在統治階級內部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社會地位去做應該做的事，那么就沒有什么你爭我奪，社會就能長治久安了。所以處理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的原則應該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如果統治階級都能按“禮”辦事，對老百姓的統治也就好辦了，這就是孔子說的：“上好禮，民易使”，“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孔子這樣的看重“禮”，完全是為了要維護上下尊卑的等級制，但是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等級制”不僅是奴隸社會的特征，也是封建社會的特征，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加區別地維護它，客觀上是有利于奴隸主貴族保持其統治地位的，這就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到封建社會，封建統治者自然也要維護其封建等級制，因此孔子這一套“約之以禮”、“正名”、維護上下尊卑等級制的思想，很快就成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也是孔子成為封建社會的圣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孔子在春秋末期“禮壞樂崩”的情況下要來維護“禮”，如果不給“禮”注入某些新的意義，那他不僅不能成為一個有影響的思想家，而且更不可能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圣人。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亂，奴隸和平民的暴動和奴隸的逃亡當然很嚴重，但是“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也很普遍。據記載，在春秋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可見在當時破壞“禮”制的并不僅僅是奴隸和平民，而往往就是統治階級自己。孔子看到了這一情況，并深以為慮。在他看來，光維護“禮”的一些形式是不能真正維持社會秩序。所以必須給“禮”以某些新的意義。孔子給了“禮”什么樣的新意義呢？這就是他認為“禮”必須和“仁”相聯系，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人如果沒有“仁”的品德，“禮”又有什么用呢？他反對把“禮”只當成一種形式，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這是說，如果有禮無仁，就等于把禮和禮的作用相近的樂，變成普通的玉帛和鐘鼓之類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

關于用仁去解釋禮的問題，有一次子夏問孔子：“‘有酒渦的臉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轉得媚呀，潔白的底子上畫著花卉呀。’這幾句詩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說：“先有白底子，然后畫花。”子夏說：“那么，是不是禮、樂的產生在仁義以后呢？”孔子稱贊子夏：“你真是啟發我的人呀，現在可以同你討論《詩經》了。”（《論語·八佾》）這說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禮”更根本，要用一種“仁”的精神來講“禮”，這就是他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仁”要求有兩個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對自己有個要求，應該“推己及人”，應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復禮”，就是說“仁”又是必須在“禮”的范圍內行“仁”，即應在上下尊卑的等級制的范圍以內講“仁”，所以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克己”是講要有自覺性。不是自覺地來實行“禮”，那是沒有意義的，“禮”就僅僅是形式，是“玉帛”之類，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這一強調人的自覺性的思想對以后封建社會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大學》中講修身為本，然后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道德修養，就是從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發展來的。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特別是那些儒家的思想家要求人們不僅要遵守封建社會的“綱常名教”，而且要自覺的而不是勉強的遵守。從這方面看，孔子作為儒家的祖師爺，成為封建社會的圣人絕不是偶然的。

“知”──孔子思想的精華

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從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總結了許多很有意義、很有啟發性的教育思想和獲得知識的方法。在春秋末期這樣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保守的奴隸主貴族是無法應付現實生活的變化，從奴隸主貴族本身來說也不可能培養出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人才。但從整個社會發展來說，卻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們來解決現實社會中發生的種種復雜的問題。孔子適應著當時社會的需要，通過教育，給人們以知識，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對這句話雖有種種不同解釋，但它包含要擴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僅僅限于奴隸主貴族，應該是無疑問的。孔子自己實踐了他的“有教無類”的主張，所以他說：“只要給我十條干肉作學費，我從沒有不教誨的。”（《論語·述而》）他的這一作法，對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人才問題起著很大的作用。當然孔子的“有教無類”并不是為了所有的階級，更不是為了什么培養為全民服務的人才，而是為了培養更多的能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才干的人。雖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動，卻是結束了過去貴族壟斷的“官府之學”，開始了學問的私家傳授。所謂“學術下庶人”，正是從孔子開始的。從這一點來說，無論如何是有利于當時社會發展的。

不僅如此，孔子通過他長期的教育實踐，從中總結了不少合于人們認識規律的經驗，但孔子的這方面的思想，還不是認識論本身的問題，主要還是對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總結。

首先，孔子比較強調人們的知識來源于學習。雖然他也講到“生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還受著傳統思想的束縛。但是我們從他的具體教育活動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視這點。他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才是他自己的主張，顯然這和“生知”的觀點是不一致的。孔子從來就沒有認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沒有說過哪一個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認為堯舜也會有錯誤。關于他自己，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他非常好學，他自己給自己的評論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他贊美好學的學生顏回說：“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論語·先進》）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回答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論語·公冶長》）可見，孔子非常注重學習，認為人的知識來源于學習，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過學習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說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話了，在實際上并沒有重視它。

孔子主張學習的知識大體上有兩個方面：一是從學習古代文獻和典章制度方面得來的知識，這可以說是歷史知識，《論語》中記載孔子從過去的歷史文獻、典章制度中學得知識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鄉黨》一篇中，除極少數幾節外，大都是講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學習這些東西。從孔子教學的內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獻、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種內容教育學生：歷代文獻，生活行為的準則，對上要講忠義，對朋友要講信實。”（《論語·述而》）這里所說的“歷代文獻”就是《詩》《書》《禮》《樂》等等。二是從現實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識，這可以說是現實的知識。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觀察而不大注重實踐，特別是他非常輕視生產實踐。在《論語》中許多地方記載了孔子主張在生活中要注意學習的話，例如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不恥下問”等等。但是孔子輕視生產實踐則是非常錯誤的，有一次他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種莊稼和種菜，他不僅說他不如老農民和老菜民，而且罵樊遲說：“樊遲真是個小人呀!做一個統治者重視禮，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個統治者重視義，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做一個統治者重視信，老百姓就不敢隱瞞真情。要是做到這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會背著小孩前來投奔，哪里用得著自己去種莊稼呢!”（《論語·子路》）孔子說這樣的話表明他是一個剝削階級的思想家，而剝削階級從來都是自己不勞動而且輕視勞動。

其次，孔子對某些學習的規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并以此作為他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

他提出反復的學習可以使人們的認識更加深入，從而獲得新的知識，他說：“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等，就是這個意思。孔子雖然沒有明確談到通過對過去的經驗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發展的規律，但他已經知道可以由學習過去的知識中吸取經驗，這對認識當前的事物是有幫助的。孔子常常向別人請教，從別人那里學得知識，然后用來教別人，他說：“我有很多知識嗎？沒有呢。有一個普通人問我，我對他的問題本來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我從他的問題正反兩面去盤問之后，卻得到很多啟發，然后盡量地告訴他。”（《論語·子罕》）

孔子還從教育實踐中總結出“學”和“思”的關系。他所說的“學”和“思”的關系雖然不等于是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系，但也是別人的經驗如何通過思考變成自己的知識的關系。“學”是學習別人的經驗和從現實生活中學習，“思”是把別人的經驗和從現實生活中學得的東西通過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所以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只學習前人的知識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確與錯誤；只是憑空思想而不學習和利用前人的知識經驗，那就會一無所成。看來，孔子雖然也重視“思”，但他卻更重視“學”，他認為“學”是“思”的基礎，所以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大凡人類認識史總是首先重視“學”（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而逐漸才注意到“思”（對經驗加以總結找出規律），孔子通過他親身的教育實踐，開始認識到這兩者的關系，并由注意“學”開始，到注意“思”的認識階段。

孔子認為，知識應該盡量豐富，他自己就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認為淵博的學問，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來貫穿，這就是他所說的“一以貫之”。發現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說是本質，才可以把許多表面上看起來不聯貫的知識貫穿起來。當然根據孔子的整個思想看，這個貫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質就是他說的“仁”。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又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當仁，不讓于師”。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說任何人都應該對自己有個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個“人”，站在自己應站立的地位來盡力而為，因此他所說的“仁”從階級和個人的關系方面來說，包含著重視人的作用的觀點，這個觀點不僅是貫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貫穿他的整個學說。

《論語》中記載說孔子有四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這就是說孔子做學問盡力避免四種毛病：不憑空揣測，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執，不自以為是。這“四絕”當然也是他從教育實踐中得來的，對我們今天也是有啟發的。

第三，孔子的教育思想中還包含著學習態度的問題。他認為學習的態度應該是老老實實的，不懂的就說不懂，就努力學習，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他自己就是這樣，不懂就問別人，“不恥下問”。說錯了就應改正，“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由于孔子抱著這樣的學習態度，他的知識在當時就比別人豐富。

第四，孔子教學也比較注意“因材施教”。他很注意受教育人的具體情況，他對不同的學生，給以不同的教育。他的弟子問仁、問政、問君子等等的很多，他往往都是根據不同的對象給以不同的回答。為此，孔子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就比較注意用啟發式，他說：“教育學生，不到他苦思苦想而仍然領會不了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說又說不出來的時候，不去啟發他。教給他一個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幾個方面，就不再教他新的內容。”（《論語·述而》）孔子采用這樣的教學方法，去推動學生思考問題，主動地學習。

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是他思想中極有價值的部分，是值得我們批判繼承的。

孔子──我國封建社會的圣人

孔子不僅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和學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他對古代的文化遺產進行了整理。相傳《詩》《書》《禮》《樂》《春秋》等都是經過孔子整理的，這些典籍是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

孔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圣人，是封建統治思想的創立者。兩千多年來，對孔子有著各種各樣的評價，有的是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來評價孔子，有的是從封建社會中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來評價孔子。近代，我國資產階級的不同階層在不同時期也都給過孔子以不同的評價。但過去的任何階級或任何階層，對孔子的評價都不免有片面性。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課題是“打倒孔家店”。當時“打倒孔家店”就是要打倒封建禮教。這次運動是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派向封建思想的猛烈沖擊，它對推動我國的社會進步是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隊伍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成分，而且由于沒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因此對孔子也沒有能作出全面的科學的評價。毛澤東同志說過：“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正確對待歷史遺產的態度，應該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對歷史進行科學的研究和總結，對待孔子的研究也應這樣。

（選自《孔子研究論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有刪節）

2.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一書對于儒家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說：“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圣所未發”（朱熹《孟子序說》引）。

筆者認為，《孟子》的思想主體是倫理政治學說，其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孟子認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心就是人類的文化規范──仁、義、禮、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猶如身體有四肢；沒有此四心，就不屬于人類（《公孫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猶如水往下流，是一種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種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學習而得，所以孟子稱之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盡心章句上》）。這樣，孟子就為儒家的倫理學說找到了一個穩固的理論基礎。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人性是本善的，但從實際上看，人們處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義標準。所以孟子強調品德修養，以此恢復喪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養是儒家學問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也對之做了很多論述，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寡欲說和養氣說。養氣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養浩然之氣，這種至大至剛之氣是由于積累儒家的道義（“集義”）而產生的；另一種是“存夜氣”，孟子認為平旦之氣清明，人的良心易于發現。所以，“存夜氣”也能夠增強品德修養。孟子還闡述了修養的階段：“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章句下》）。這一觀點論述了人的品德有無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強調自我品德的修養，孟子表現出強烈的自尊自強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獨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環境而改變自我的道義準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盡心章句下》中，孟子還借舜“飯糗茹草”時跟做了天子后沒有什么兩樣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道理。在君臣關系上，孟子認為臣子也應有自我獨立的人格，不應對國君一味地屈從。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章句下》）孟子還極力提倡勇于進取、戰勝困難、自強不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他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說，君子要有所作為，一定會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艱難困苦，而磨煉戰勝困難的品德，是實現理想的保證。他主張圣人可學，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章句下》）。孟子還認為君子應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濟世救民的氣概。（《萬章章句上》），所以他豪邁地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章句下》）

將人性善的理論推廣到政治領域，就是“仁政”的學說，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實行愛護百姓的“仁政”。孟子極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對戰國時代的社會狀況極為不滿，殘酷的兼并戰爭和暴政使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而孟子對這種悲慘的社會狀況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離婁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也”（《公孫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國君能夠“與民同樂”，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在經濟上減免賦稅，實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產”。二是在政治上選賢任能，寬省刑罰。三是在文化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義、“明人倫”。孟子反對兼并戰爭，但他卻贊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統一戰爭。針對當時諸侯都想一統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實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因而必定能夠一統天下，即“仁者無敵”。

孟子的“仁政”學說，包含了對人民的重視，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說把人民看作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學說中最光輝的組成部分，他認為人民要比國君重要得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章句下》）國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獨夫民賊，人民完全有理由將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說：武王伐紂，是“誅一夫紂”，而不是“弒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對我國古代人道主義思想的總結和提高，雖然這種思想與現代思想尚有差異，但仍然值得我們加以借鑒。

（選自《中國傳統文化讀本·孟子》一書的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