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精選7篇）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1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因A(以下簡稱A)訴B(以下簡稱B)、D、G借款合同糾紛一案，律師事務所接受A的委托，依法指派律師作為A的代理人參與了本案的庭審。現根據本案相關證據及庭審情況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A與B簽訂的借款合同真實有效，A完全履行了向B放款300萬元的合同義務，而B對于收到該借款的事實也予以了明確確認。

　　1、20xx年9月10日，A與B簽訂A流借字(20xx年)第870號借款合同，約定B向A借款金額為300萬元，月息13‰，逾期罰息26‰，借款期限七個月(從20xx年9月10日起至20xx年4月10日止)。該借款合同是雙方在A住所地簽訂的，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是真實有效的合同，且B對該借款合同的真實性予以承認。

　　2、當借款合同與借據約定不一致時，以借據為準。該借款合同第三條款項下，借款期限起始日與借款借據不一致時，以第一次放款時的借據所載實際放款日期為準，本條第一款約定的借款到期日作相應調整。B與A簽訂該借款合同于20xx年9月10日，但實際放款日為20xx年11月13日，即借款期限起始日應當以借據載明的日期20xx年11月13日為準。且還款日期調整為20xx年3月13日，借款期限為四個月。

　　3、該合同約定借款人B違約時，由B承擔貸款人A實現債權的合理費用。本案A為實現債權和擔保權利支付的律師費12萬元應由B承擔。

　　二、B未按期履行還款義務，仍拖欠A借款300萬元本金及利息。

　　1、20xx年11月12日,B以授權委托書的形式授權予其法定代表人C接收A發放的300萬元借款。20xx年11月13日,A根據B的指示將借款300萬元轉至案外人C名下的XX銀行支行賬戶上(卡號為)，并由案外人C將該借款轉交B。以支付憑證為依據，且經過庭審核實確認，B已收到上述借款，但B未能按期履行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義務。

　　2、B在20xx年4月收到A借款到期催收函后承諾當月還款50-100萬元，但依舊未能實現其還款承諾，因遲延履行已構成違約。

　　3、以A與C借款發放回收憑證和A與B借款發放回收憑證這兩組證據清楚表明，B與A簽訂并履行的多份借款合同中，B系通過案外人C的賬戶接收借款，通過案外人C或F的銀行賬戶予以還款，雖存在交叉還款，但案外人C與A之間的借款關系同B與A之間的借款關系明確區分開，借款還款賬目一一對應，根本不存在混淆的現象。至于B在20xx年11月11日歸還的300萬元，并非其償還本案訴爭借款合同的借款，而系B償還其先前所欠A其他借款合同的款項。因放款日期調整，20xx年11月13日，A才將本案訴爭的300萬元借款轉入B指定的C賬戶，該借款至今仍未歸還。

　　因此，請求B償還300萬元借款的訴求應得到支持。

　　三、D本人與A簽訂的保證合同真實有效，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證合同的行為,D與G系夫妻，應對借款承擔連帶責任。

　　1、G與D系合法夫妻，經協商一致，G簽署了配偶同意確認書，同意D以夫妻共同財產為B與A簽訂的A流借字(20xx年)第870號借款合同提供擔保。

　　2、20xx年9月10日，D與A簽訂了A流保字(20xx年)第870-1號保證合同，保證范圍為借款合同本金及利息、罰息、違約金和A為實現債權與擔保權利而發生的費用，保證期間為兩年。該保證合同真實有效。

　　3、D和G承認該保證合同系對20xx年9月10日那份借款合同進行的擔保，即承認對A流借字(20xx年)第870號借款合同提供擔保，而本案訴爭就是A流借字(20xx年)第870號借款合同，所以，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證合同的事實，D和G應對該借款承擔連帶責任的訴求應得到支持。

　　綜上所述，本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依法應當得到法院支持。望貴院公正判決。

　　此致

　　法院

　　代理人：

　　年 月 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2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魏某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其與孫某借貸糾紛一案的一審訴訟代理人。現在法庭調查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法律，就爭議焦點問題，提出如下代理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本案兩筆借款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被告魏某無須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1、第一次庭審中，被告吳某承認其與原告已明確約定本案債務由被告吳某XX個人償還，只是現在苦于缺乏還債能力。結合20xx年被告吳某、魏某簽訂的《離婚協議書》內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沒有約定雙方有共同債務，可見，被告魏某對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無需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2、假設被告吳某與原告沒有約定本案債務為其個人債務，被告魏某也無需承擔本案債務的連帶清償責任。原告代理人援引最高院的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直接認定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的一切債務，均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不應僅停留在簡單機械的字面解釋上，否則任意擴大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加重非舉債夫妻一方的義務，違背了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無法體現公平正義，也明顯不符合立法精神，且極易誘發社會道德風險，引誘當事人與第三人惡意串通，偽造債務，侵占或損害另一方當事人的

　　財產或權益。因此對該司法解釋理解時，應回歸立法，忠于立法，采用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我國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可見，“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債務的本質特征，“為夫妻共同生活”應考慮主、客觀兩個標準判斷：第一，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若不符合此兩個判斷標準即不屬于“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婚姻法解釋二是對婚姻法第41條的解釋與細化，不能脫離婚姻法第41條的基礎，也就是說，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適用，應當以符合夫妻共同債務的本質為前提，即只有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在沒有兩種例外情形時，才能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而不是任何性質的債務都可以作為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最高院吳法官分別在《人民司法》20xx年第7期、20xx年第1期發表《有關婚姻家庭案件的問題探討》、《當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難問題探析》以及在其負責具體起草的婚姻法解釋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觀點。浙江省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9條也規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可見，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前提是該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當前主流觀點。

　　庭審中被告吳某與原告均已確認借條上的內容包括“魏某”簽名均系為被告吳某XX個人所為，被告魏某對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沒有追認，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據此，夫妻之間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權，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關財產方面的重要決定，應當經另一方同意;否則，對另一方無約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應由第三人舉證證明，只有第三人能夠證明“他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貸數額較大，就被告魏某、吳某當時家庭生活困難的狀況而言，顯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疇，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對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被告吳某沒有證據證明其有代理權，因而，本案債務對被告魏某不具有約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確是被告吳某與魏某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應該要求被告魏某在借條上簽字或蓋手印或有魏某授權書，而不是讓他人在借條上冒簽，原告在明知共同舉債人應在借條上共同簽字，明知冒簽他人名字是違反法律且沒有法律效力的情況下而故意為之，顯然，原告不屬于善意第三人，本案兩張借條是在原告不在場，甚至是原告與被告吳某惡意串通下的舉債，被告魏某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此其一。

　　其二，本案中被告吳某以個人名義對外舉債，被告魏某對此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前提是本案借款用于被告魏某、被告吳某夫妻共同生活，被告魏某分享了該借款帶來的利益，否則，本案債務應為被告吳某個人債務。另外，認定本案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由舉債夫妻一方吳某承擔首要的證明責任，在被告吳某不能舉證的情況下，由債權人孫某舉證，是比較切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的。因為在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舉債中，舉債事實和用途只有舉債夫妻一方最清楚，并且舉債事實和用途屬于積極事實，根據經驗法則，當事人只能對積極事實進行舉證證明，無法對消極事實進行舉證證明，因此，在本案中應由主張舉債事實存在或舉債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積極事實)的舉債夫妻一方被告吳某承擔舉證責任。此外，在舉債夫妻一方吳某舉證不能的情況下，應由債權人孫某在合理范圍內承擔替補舉證責任。因為從風險防范來看，在本案借款之初，原告孫某擁有交易上的自由選擇權，其完全可以通過讓夫妻另一方對所借債務進行確認來規避交易上的風險，即便本案債務真實存在，原告在有條件控制風險的情況下能作為而不作為，也是存在一定過錯的，被告魏某不應對原告的此種過錯承擔責任，并且原告作為交易一方的債權人，相對于非舉債方被告魏某來講，其掌握信息的程度更多更大，控制風險的能力也強得多，更具有舉證的條件，而作為非舉債夫妻一方的魏某，對于被告吳某是否借款、何時借款、向誰借款、借款做什么、以及借多少，是無從知曉和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要其承擔舉證責任，顯然缺乏科學性，也是明顯不公平的。因此，根據民訴“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之規定，無論是從舉證的難易程度、風險預防、成本大小，還是從正義、公平的角度來考察，均應當由被告吳某或孫某承擔本案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責任。而本

　　案中被告吳某與原告均未提供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任何證據，因此不能認定本案債務系夫妻共同債務，被告魏某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假設被告魏某對涉案借款需承擔連帶償還責任，逾期還款利息也只能參照銀行同類貸款的利率計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

　　第九條也規定“公民之間的定期無息借貸，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償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無息貸款經催告不還，出借人要求償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參照銀行同類貸款的利率計息”。據此，本案逾期還款利息只可以參照銀行同類貸款的利率計算。

　　以上代理意見，期待法庭合理采納，謝謝!

　　代理人：

　　秦皇島陳立峰律師事務所 整理 20xx年十一月 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3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8條之規定，我接受本案當事人的委托，擔任本案當事人賈楠的訴訟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訴訟代理人進行了閱卷并進行了全面調查，今天又參加了庭審，對于該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 根據法律和事實，本訴訟代理人發表如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在合議時能予以考慮：

　　被告是否將借款17萬還給原告是本案的存疑事實。

　　原告證據一、證據二、證據三、證明原被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且借貸關系成立，借據合法有效，且原告就借貸關系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而被告主張的“收條”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合法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后果。具體理由如下：

　　一、從還款能力分析伊夢云有無還款的可能性進而分析還款收據的真實性。

　　根據原告證據二表明，被告并無償還能力，在短期內還款顯然與事實、常識不符。既然被告主張已還款，被告卻沒有就還款方式、時間、地點以及還款轉賬單予以舉證。如果以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償還，也沒有提供向第三人借還款的證據(賬目明細及轉賬單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被告不能舉證，則應承擔不利后果。因此，伊夢云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從收據的一般書寫習慣分析“收條”欠缺客觀、真實性。

　　本案借款數目為17萬，對于原被告都是不小的數字，然而，被告主張還款證據“收條”卻極其不規范，除簽名為原告所寫外，其余均為被告自己的筆跡，此外，不僅未寫明具體的還款日期，收條上也有其他涂鴉，極其不符合一般收據的書寫習慣，此外，被告與原告共同生活過，收集到帶有原告簽名的紙條不難，利用原告的簽名偽造“收條”的條件非常便利。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因此，在“收條”存在重大瑕疵的情況下，其證明力不能與正常的收據等同，不足以證明被告主張已還款的事實，應有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不利后果。

　　三、被告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已經還款的根據。 即便收條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因還款“收條”僅存在還款合意，不能證明還款事實的存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還款事實證據的前提下，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證人系被告的好友，在證人不能提供與被告存在借款事實相關的證據(如，被告于證人之間的借款賬目明細往來)以證明被告確實還款的前提下，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

　　(二)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單憑被告提供的證人、證言不能認定被告證人存在借款事實，因此，此“收條”不能單獨作為認定被告還款事實的依據。

　　綜上所述：

　　原告提供的證據相較被告提供的證據而言，更為客觀、充分、確實，其證明力明顯更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第一款“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即：認定原告提供的證據，并將其作為定案的依據，并依此請求判決被告歸還原告17萬欠款。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為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懇請合議庭綜合考慮以上代理意見，依法公正判決。

　　訴訟代理人：王艷燕

　　20xx年 6月 25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4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齊致律師事務所濟南分所接受被上訴人北京麒麟運輸有限責任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訴訟代理人，依法出庭參加訴訟活動。現針對本案爭議的問題，結合相關規定，提出以下代理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采信證據正確，程序合法，判決結果公平公正，依法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無理，濫用訴權，企圖逃避制裁，推卸責任，公然置事實和法律于不顧，混淆黑白，依法不應支持。為此，請求二審法院明鏡高懸，依法駁回上訴人上訴，維持原判，保護北京麒麟運輸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權益。

　　一、一審判決認定北京麒麟運輸有限公司與上訴人保管合同糾紛案由定性準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采信證據正確，上訴人觀點依法不能成立。

　　北京麒麟運輸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和一審被告潘人美在20xx年1月10日簽定的保管合同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當事人都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當受我國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 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第五十六條：“ 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規定是特定形式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第五十七條：“ 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約束力。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上訴人違反了該協議，擅自處分了合同項下的貨物，我方收取賠償款是有充分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的。

　　二、保管合同可以是無償的。

　　山東恒豐橡塑有限公司按照北京麒麟運輸有限公司的要求，在20xx年12月7日，20xx年1月2日將貨物送達到新泰市新興路中段陳真手中，為了預防糾紛的發生，北京麒麟運輸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和一審被告潘人美在20xx年1月10日簽定了保管合同，該保管合同只是將原先的“口頭合同”落實到了紙面上。合同法第三十七條：“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在簽字或者蓋章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第三百六十六條　：“　當事人對保管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保管是無償的。”

　　三、該保管合同簽定后沒有任何變更、解除、終止或撤消，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合法有效的。

　　四、上訴人上訴無理，濫用訴權，企圖逃避制裁，推卸責任，上訴人到目前為止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自己的主張。沒有提供合伙協議、投資比例、甚至連證人證言也沒有。 上訴人根本沒有任何證據推翻我方的證據。

　　五、北京麒麟運輸有限公司業務員孫海收取對方的賠償款是有充分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的。對方違反了合同理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六、一審支持了我方的訴訟請求是有充分證據的。

　　我方提供的一系列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體系，完全地、充分地、排他地得出了保管合同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上訴人私自處分輪胎理應賠償。

　　綜上，代理人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采信證據正確，程序合法，判決結果公平公正，依法應予維持。

　　此致

　　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北京齊致律師事務所濟南分所

　　王朝進 律師

　　二○○九年十三月十八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5

　　尊敬的法官：

　　山東理永律師事務所接受原告孫健的委托，指派我作為其特別代理人依法參加訴訟。現根據庭審調查的事實及相關法律規定，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一、原告孫健是魯Q/0110F號機動車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依法有權要求被告給付保險金。

　　原告孫健在被告處分別投保了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等保險，并投保了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的不計免賠特約條款，保險期間為20xx年1月19日至20xx年1月18日。發生保險事故的時間為20xx年6月27日，在約定的保險期限內，按保險法的規定，被告應承擔保險責任，給付原告保險金。根據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原告因出險事故受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被告扣減、拒付保險金的行為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也違背保險分散風險和補償損失的職能。

　　二、 原被告間的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但被告沒有向原告交付保險條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應履行的明確說明義務，對原告的訴訟費、交通費、車損等損失扣減免賠的理由并不成立。

　　1、被告沒有向原告交付保險條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應履行的明確說明義務。

　　基于最大誠信原則以及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的性質，根據保險法及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末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這里的“明確說明”，應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

　　本案被告并沒有向原告提供過合同條款，對條款內容更末向原告提請實質上的合理注意，對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尤其是專業術語也沒向原告釋明過，被告在開庭時對是否已盡了明確說明之義務無證據出示。對于孫健在投保單上的簽字，表面上看意思表示一致，但被告給付的保險單上沒有寫明具體的保險責任免除條款。保險條款中的保險責任免除條款對雙方沒有法律約束力，不能成為被告拒賠的理由。對于投保單背面的條款，被告甚至沒有在投保單文件正面，用黑體字、下劃綫或者大字體的方法進行特別處理。投保單背面提示的字號太小，使一般人或常人很難看清楚看明白。這種做法其實掩蓋了事實上的被保險人意思表示的不自由。本案在法庭調查中，雖然被告以該公司車輛保險條款為依據試圖說明提示了注意，但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本身不能證明保險人履行了說明義務。從本案不難看出，被告為保護自身利益，設立免除責任的條款，簽約時即不向原告提醒，也不作任何說明，致使我的當事人懵懂簽約或被迫接受其條款。

　　2、被告提供的免責條款是顯失公平的條款，對原告的訴訟費、交通費、車損等損失扣減免賠的理由并不成立。

　　被告援引了訴訟費、交通費不屬于保險賠償范圍的保險條款，但代理人認為，從交強險的立法設計來看，其保護的利益核心是不特定的事故第三者受害人，其訂約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事故受害人迅速、直接獲得保險合同確定的保障。而此類訴訟的提起，正緣于保險公司怠于行使人身損害賠償義務，因此，作為對違背立法原意的懲罰，理應由保險公司對訴訟費、交通費買單。

　　同時，我國新的《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第六十六條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保險人承擔。”按照“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則，該法條的適用效力顯然優于交強險保險條款第十條第四項及商業第三者險條款，因此，對原告在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中支付的3000元訴訟費及多次去被告處索賠而產生的1000元交通費用，應當由保險公司埋單。

　　庭審中被告提出應按國務院基本醫療目錄進行扣減醫療費的保險金理賠數額。基于上述理由，被告的該辯解也不能成立。何況，被告在庭審中并沒有提出哪些藥品是在國務院基本醫療目錄之外有效的證據，該辯解只是保險公司內部的規定，其實質是依靠自己的強勢地位，免除自己的理賠義務。保監會制定的車險條款規定除外責任的基本作用是為了明確保險人所應承擔的保險責任，而不是為了剝奪被保險人應享受保障的權利。因此說被告以該無效條款主張免責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合法的。

　　關于原告的車損問題。根據合同法、保險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發生出險事故后，保險人應出現埸定損、修復等工作，被保險人應當協助配合，因此保險金額及其標的物損壞產生的修復費或其它費用的舉證責任應由被告承擔。而當原告去被告處索賠時，被告給原告的車損核定的是1580元，理由是被告承擔事故主要責任，依據保險條款要扣除20%的損失。原告投保了不計免賠險，在正規汽車修理廠進行車輛維修花去1900元，出具了正規修車發票，被告卻仍然要按照事故責任扣減原告的車損，原告認為被告的辯解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三、關于原告已付三者事故當天搶救檢查費用1509.2元的問題，被告應給予理賠。

　　20xx年6月27日事故發生當天，原告將三者張同秀就近送往日照市第二人民醫院搶救，產生搶救檢查費用1509.2元，第二天直接轉院至日照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原告之所以沒有在交通事故訴訟中提及，是因為該交通事故造成三者張同秀醫療費損失就有近四萬元，已經遠遠超出交強險醫療費一萬元的限額，交通事故訴訟程序中又不處理商業險問題。所以原告現行墊付了事故當天的該筆搶救費用，等待交通事故發生后依據商業第三者責任險向被告索賠。有交通事故認定書、日照市人民醫院出具的醫療費票據、病歷等材料印證，足以認定該筆搶救費用和本次交通事故的關聯性和真實性，被告拒賠的辯解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原告孫健是魯Q/0110F號機動車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被告沒有向原告交付保險條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應履行的明確說明義務，對原告支出的搶救費、訴訟費、交通費、車損等損失扣減免賠的理由并不成立。懇請貴院依法查明事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山東理永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振國

　　20xx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6

　　尊敬的審判員：

　　浙江秦國光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姚旭偉的委托，指派何高峰律師、周軍渠實習律師擔任宣訴姚民間借貸保證合同糾紛一案一審的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質證和認證的證據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圍繞法庭歸納的爭議焦點，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原告作為出借人沒有履行款項的出借義務，被告作為保證人無需承擔保證責任

　　1、本案訟爭款項的實際所有權人是樓，而非原告宣哲瓊;原告并沒有按《借條》約定以現金方式出借30萬元給主債務人陳。

　　本案中，雖原、被告及主債務人陳于20xx年12月11日簽訂了《借條》。《借條》約定：原告作為出借人向主債務人陳出借人民幣30萬元，并以現金方式支付。這是本案的一個基本事實。但從庭審調查及原告的陳述可以證明，原告沒有依約以現金方式出借給債務人陳款項，即原告并沒有履行《借條》約定的以現金方式出借30萬元款項的出借義務，故《借條》作為民間借貸合同并沒有得到實際履行。

　　相反，依照原告提供的證據及雙方在庭審中的陳述，可以確定的一個客觀事實是：20xx年12月11日案外人樓通過浙江省農村信用社(合作銀行)以轉帳的形式，向案外人(主債務人)劃入現金30萬元人民幣。

　　關于案外人樓劃款的性質問題，雖依據主債務人陳云義在法院的詢問筆錄陳述，其認為該款項屬借款。但由于原告拒不同意陳作為訴訟主體參加訴訟活動，陳無法就該筆款項的性質在庭審時作出相應的解釋和說明，無法就其所作的解釋和說明提供證據和接受原、被告的質詢;又，案外人樓又未能出庭作證。故就通過浙江省農村信用社(合作銀行)以轉帳的形式劃轉的30萬元款項，由于轉出戶和轉入戶均未出庭，且均非本案的訴訟主體，該款項的性質、用途無從考證，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認定事實的依據。即該證據不能作為本案的有效證據使用。

　　打個比方，該款項非唯一指向系案外人之間的借款，即不能排除系案外人樓和陳之間的正常貨物買賣款項或其它合同性質的款項!

　　2、本案的兩個主要證據---《借條》和《銀行劃轉票據》系兩個獨立的合同，雙方之間互相獨立，并不重疊。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十條和第十一條的規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種的，包括書面形式和其它形式，而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合同書、數據電文等可以有形表現出來所載內容的形式。本案中即存在兩份合同，一份是《借條》，以合同書形式簽訂確認;一份是銀行的劃轉票據，以客戶回單聯的形式確定。

　　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無論是借款合同或是其它民事合同，均遵循合同相對性原則。本案中，《借條》的合同主體是原告、陳與被告，它們之間是借款擔保合同關系;而《銀行票據》的合同主體是案外人樓和陳，它們之間的合同關系尚不能確定。由于兩份合同關系、合同主體均不一致，兩者之間互相獨立、并不重疊。

　　退一步講，如果按原告的說法，銀行票據系《借條》的履行方式，那么如何解釋票據中轉出戶名的不一致呢?如何解釋借款方式從現金方式變更為銀行劃轉的不一致呢?

　　再退一步講，如果按原告的角落解釋，該款項系原告通過或委托樓帳戶來履行出借義務。那么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借款的主體就變更成了樓而非原告了，即原告委托(或通過)樓出借30萬元給案外人陳云義，那么本案的合同性質是委托貸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其主體應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委托貸款協議糾紛訴訟主體資格的批復》，而且由于合同性質從借款協議變更成委托代款協議，被告作為保證人自然不再承擔原借款協議中的保證人責任。

　　另外，通過或委托案外人履行借款義務其合同主體的確定，到目前為止的法律依據只有是合同相對性原則，原告認為原告即是借款主體沒有法律支持。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四條規定，被告對原告主體資格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足以證明債權憑證的持有人并非債權人或債權受讓人的，可以駁回起訴。本案有充足證據證明款項并非原告所有和原告出借，故依法應駁回原告的起訴。

　　3、案外人樓對于其銀行卡及卡內的款項享有完全所有權，不存在由原告代持或原告委托樓金亞代持的事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65條規定：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及其收益受法律保護;《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個人申領銀行卡(儲值卡除外)，應當向發卡銀行提供公安部門規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證件，經發卡銀行審查合格后，為其開立記名賬戶;凡在中國境內金融機構開立基本存款賬戶的單位，應當憑中國人民銀行核發的開戶許可證申領單位卡;銀行卡及其賬戶只限經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轉借;《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第2點規定：嚴格規范民間借貸行為，民間個人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遵循自愿互助、誠實信用的原則。民間個人借貸中，出借人的資金必須是屬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貨幣資金，禁止吸收他人資金轉手放款。

　　通過上述法律，清晰地指出持卡人的定義以及持卡人對卡及卡內款項所有權的確定。且不說該款項與原告之間的關系，即使按原告的說法該款項系原告通過樓卡內轉款，其行為亦是原告與樓之間的關系，與被告無關。

　　綜合以上，代理人認為從本案可以確定的兩個基本法律事實：案外人樓在其帳內劃轉30萬元給案外人主債務人陳;原告與案外人主債務人陳云義、被告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以現金方式出借30萬元。而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兩者之間不存在關聯，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兩者之間存在關聯且存在重疊的證據。又，原告拒絕案外人陳出庭，也沒有在規定時限內要求案外人樓出庭，故其應對此承擔相應的責任。

　　故此，代理人認為：原告與主債務人陳之間借貸合同并未實際履行，本案被告不承擔保證責任。

　　二、本案中原告與債務人惡意串通，損害保證人利益，保證人不承擔保證責任。

　　1、本案中主合同當事人雙方串通，故意在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上對保證人予以隱瞞，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名義利息與實際利息相差4倍，而利息支付方式是在借款款項中直接劃扣。

　　在法庭調查階段，貴院出示了對本案主債務人陳云義所作的兩次談話筆錄。在該兩次談話筆錄中，主債務人陳均陳述當陳得到從案外人樓賬戶的款項后，立即取出20xx0萬元，將其中的18000元作為利息交予原告，原告沒有出具收據。

　　《借款協議》約定的利息為月息1.5%，基本符合保證人所在地當時的融資利息;《借款協議》約定的利息支付方式為到期本息，也是符合一般的民間借貸慣例。但從談話筆錄中反映，原告與主債務人之間的實際借款利息高達月息6%，則遠遠超出，遠遠超出了保證人所在地當時的融資成本，是銀行貸款利率的近12倍!而且利息的支付方式，竟又是在出借款項中直接予以扣除!

　　國務院于1981年5月8日就頒布《國務院批轉中國農業銀行關于農村借貸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明確規定“必須嚴格區別個人之間的正常借貸與農村高利貸活動。” 民間借貸是屬于互助性質的行為，其利息一般不高;而高利貸的放貸則是利息畸高，遠超出銀行利息四倍。高利貸作為舊社會的產物一直受政策打擊被人民詬罵，如果被告知道原告與主債務人之間的利息是月息6%，是絕對不會提供保證擔保的。而通過《談話筆錄》，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月息6%是主合同雙方當事人事先約定，為欺騙保證人故意在借條中寫明為月息1.5%,但在交付借款中主合同當事人又心照不宣地履行的月息6%的約定,且在交付出借款項時即一次性予以扣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30條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9條規定，即主合同當事人雙方串通，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的，主合同債權人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使保證人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提供保證的，保證合同無效，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2、本案中主合同當事人雙方串通，在實際款項需要人上對保證人予以隱瞞，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

　　同樣是在貴院出示的對本案主債務人陳所作的兩次談話筆錄，主債務人陳均陳述款項的實際需要人并非主債務人陳而系他人，即陳系代他人向原告借款，而原告對此顯然也是知情的。然而這些，主合同雙方當事人卻故意對保證人予以隱瞞，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對此，依據前款論述，保證人依法亦不應承擔責任。

　　三、本案原告存在擅自修改借條，其行為性質惡劣并進而影響其陳述的真實性

　　本案的主要證據《借條》，原告存在故意修改的情況。原告故意在《借條》第7行空格上15%和600字樣，以圖要求增加主債務人和擔保人的責任。但這些事后添加痕跡明顯，這充分反映了原告的非誠信和謊騙的事實。

　　首先，從《借條》文意理解，原告填寫15%空格內應填寫原告的名字，即借款人和擔保人共同賠償原告損失費，而不是借款人和擔保人共同賠償15%損失費;

　　其次，損失費每天600元的計算，是從主合同雙方當事人事先隱瞞保證人約定的月息6%計算得出的，即每天的利息為：30萬*6%/30 = 600元;

　　另外，該原告故意填寫也為原告解釋不清的訴訟請求所印證。原告的訴訟請求，在審判員的三次要求釋明下，仍不能解釋清楚，最后竟提出按每天450元計算利息。于此，也可以反映出原告故意填寫及與真實情況的相悖性。

　　最后，該故意修改填寫也為貴院向主債務人所作的兩份筆錄加以印證。在該兩份筆錄中，主債務人陳云義均陳述該第7行原先為空白，系原告事后添加。

　　四、本案原告所舉證據不能充分證明原告主張，應承擔相應舉證不能責任。

　　原告向法庭所提供的主要證據---《借條》及《銀行劃轉單》，在前節已有論述，故不再復述。代理人認為兩者系互相獨立，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不能證明原告已履行出借款項的事實。

　　原告向法庭提供另一組證據是樓身份證明、與原告之間母女關系以及樓證人證言。代理人認為上述證據雖能證明原告與案外人樓之間的身份關系，但恰恰證明原告與案外人樓之間的人格獨立，即原告不能代表樓，樓與陳之間的關系是他們兩者之間的關系;而樓證人證言，由于原告未申請證人出庭，無從考證其真實性和合法性。從另一層面，原告明知樓對于本案調查事實的重要性，卻未在法律規定時限內申請出庭，其目的亦讓人懷疑?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另一組證據是所謂的銀行證明和銀行卡。對此代理人認為這些證據顯然不能作為本案的有效證據使用，尤其是銀行證明。所謂的銀行證明，沒有單位公章和單位負責人或法定代表人的簽字;而銀行卡，則只能證明款項系該卡劃轉，而卡的評估為案外人樓。

　　特別提請法庭注意的是，被告多次向法院申請追加主債務人陳為本案被告，法院亦多次向原告釋明，希望通過追加被告的方式來查明本案事實情況，但原告一直拒不同意追加主債務人為本案被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2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另一方當事人認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證據不足以反駁的，人民法院可以確認其證明力;以及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代理人認為主債務人在法院里的調查筆錄內容，應該作為本案的事實加以認定，且代理人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本案中存在原告與主債務人惡意串通，在違背保證人真實意思的情況下促使保證人做出保證的情形。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原告并未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義務，且存在著原告與主債務人惡意串通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的行為，故作為保證人的被告依法不承擔保證責任;原告訴請無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原告訴訟主張和訴訟目的。故請求法庭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之上，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以上代理意見，請法庭重視并予以采納。

　　浙江秦國光律師事務所

　　何高峰、周軍渠

　　20xx年八月二十五日

借貸合同糾紛代理詞 篇7

　　仲裁員：

　　湖南天恒健律師事務所接受申請人王育林的委托指派我參加今天的仲裁庭開庭活動。通過開庭前本代理人對案件細致的調查了解和剛剛進行完的庭審活動，發表如下代理意見以供參考：

　　一、保險合同中第八條免責條款未明確說明不發生法律效力，保險公司不應免責

　　《保險法》第十七條二款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雙方簽訂的交強險保險合同中第八條中約定“死亡賠償限額負責賠償：……、被保險人依照法院判決或者調解承擔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保險公司在該格式條款中規定僅僅為法院判決或調解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方才在理賠范圍內，而免除了保險公司對于其他方式達成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理賠責任。免責條款的范圍不僅應包含免除任何方式確定的保險公司責任的相應條款，也應包含免除部分方式確定的保險公司責任的相應條款。因此對于本保險合同中第八條的格式條款免除了保險公司對于法院判決或調解以外的其他方式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理賠責任。對此條款保險公司應在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時，應該對條款的概念、性質、法律后果等進行明確說明。但實際上保險公司在雙方簽訂合同時未對該免責條款進行明確說明，因此該條款未產生法律效力。那么保險公司對于王育林支付的賠償款中交警部門調解方式達成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則應進行全額理賠。

　　二、保險公司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存在重大過錯

　　1、安邦保險公司在雙方保險合同簽訂之前積極的收取保險費用，但對于保險條款卻并未依法向王育林進行一般說明和明確說明。導致了王育林對本案保險合同第八條的錯誤理解。交強險保險合同中第八條中約定“死亡賠償限額負責賠償：……、被保險人依照法院判決或者調解承擔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對于非法律專業的一般普通人員來說，該條款中涉及到了“調解”一詞且在該詞前排列的是“或者”而并非“法院”，那么很容易導致一般人員理解為法院判決或是任何形式的調解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都可以得到理賠。因為安邦保險公司的未盡到對合同條款進行說明的義務，導致王育林采取了交警部門調解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方式，而安邦保險公司對此不予理賠，則是其自身過程造成，因此安邦保險公司應對王育林支付的賠償金中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進行全額理賠。

　　2、保險合同為最大誠信合同，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應體現在保險合同簽訂時，同時應貫穿于整個保險合同履行過程中。在本案中交通事故發生后，王育林就積極向安邦保險公司保險報案，要求進行勘察處理。后投保車輛及司乘人員被趕到的上百村民圍困并扣押長達6天5夜要求賠償，在長冶市公安局和交警支隊共同配合行動下才把人質從車內解救出來。王育林在被解救后積極和安邦保險公司人員聯系，并告知了其司乘人員幾人和投保車輛被村民扣押要求賠償的情況，同時告知了交警部門正準備對該案進行調解。安邦保險公司人員在已知曉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王育林等人連同車輛遭受非法長時間扣押的事實后，對于專業從事車輛保險工作的人員來說應該完全能預見到死者家屬會要求進行精神損失賠償。而對于交警部門調解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其保險公司卻可以不予理賠。對此，王育林在交警部門調解前和其聯系時就應盡誠實告知的義務，讓王育林知曉交警部門調解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可能無法得到正常的理賠。但安邦保險公司人員卻對于王育林的通知不予理會，也未進行任何方面的保險告知。因此安邦保險公司對于王育林采取的交警部門調解方式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在保險合同約定的理賠范圍內存在嚴重的過錯。從公平原則的教的，安邦保險公司也應對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進行理賠。

　　三、精神損害賠償應在物質損害賠償前進行全額理賠

　　1、本案交通事故中王育林共向死者家屬賠償了死亡賠償金、醫療費(即停尸費)、住宿費、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16萬元。根據事故地點山四省統計部門20xx年公布數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托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可以計算出本案中死者的死亡賠償金為81940元、喪葬費12914元(山西統計部門公布數據：農村農村人均純收入為4097.2元、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5825元)。即王育林支付的賠償金中精神損害撫慰金和停尸費住宿費總計65146元。

　　2、交強險是國家為保障第三人利益而設立的第一個強制性保險。最高人民法院于年月日的司法解釋明確了如果同時存在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時，由保險公司先行在交強險范圍內進行理賠，對于超過保險金額的不足部分再在商業三者險種予以理賠。因此本案應先進行交強險的賠付。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安徽省高院回復的《交強險中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問題的復函》中明確說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三條規定的‘人身傷亡’所造成的損害包括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精神損害賠償與物質損害賠償在強制責任保險限額中的賠償次序，請求權人有權選擇。請求權人選擇優先賠償精神損害，對物質損害賠償不足部分由商業第三者責任險賠償”。因此本案中安邦保險公司應在交強險保險責任范圍內對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進行賠償，然后對于其他部分則在交強險剩余限額和商業三者險保險限額內予以賠付。王育林購買的交強險中死亡傷殘限額為11萬元、商業三者險保險限額為15萬元，因此安邦保險對于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停尸費等65146元應先行在交強險種予以理賠，然后對于剩下的死亡賠償金和喪葬費則在交強險死亡傷殘限額剩余額度和商業三者險種予以全額賠付。

　　代理人：曾理

　　20xx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