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八年級上《杜甫詩三首》教案1
漢朝的不少詩用騷體寫成，例如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志兮守四方！”又如張衡《四愁詩》的第一章：“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淚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后人模仿騷體的作品有不少被收錄在朱熹編輯的《楚辭后語》一書中。
當漢代作家正熱中于模仿《詩經》寫四言詩、模仿《楚辭》寫騷體詩的時候，各地民間出現了許多新的歌謠，其句式三、四、五、六、七言皆有，以五言、七言為主；樂府詩雜言的居多，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則是以五言為主流者：或通首五言，或以五言為主雜以其他句式。這些民間歌謠被漢代中央政府主管音樂文學的機構——樂府采集而去，加以整理加工，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這種新的詩體當時稱為“歌詩”，晉、宋以后則被稱為“樂府詩”，簡稱“樂府”。劉勰《文心雕龍》在《辨騷》《明詩》篇之外，另有《樂府》一篇對此作專門的研究；蕭統《文選》在所選的詩中也單獨標出了樂府一類。
樂府詩的特點：一是可以配樂演唱，唯其如此，它的章稱為“解”，例如《陌上桑》分為三解；有些作品正文之前有“艷”，正文之后有“趨”或“亂”。“解”“艷”“趨”“亂”之類都是音樂上的術語。有些有聲無義的樂調中的襯聲被整理者用文字記錄下來，與歌詞正文混寫在一起，結果變得很難理解。樂府詩在演奏過程中有時會被加上一些套語，歌詞有時會遭到割裂和拼湊。凡此種種，都要從音樂的角度出發才能理解。二是“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題材完全是當代的，敘事性比較突出，反映了民間的情緒；東晉南朝的統治者也注意搜集并保存民歌，雖然經過篩選以后內容畸形地集中在戀情方面，但仍然具有強烈的民間性。三是出現了許多成熟的五言詩，例如《陌上桑》《江南》《孔雀東南飛》等等。這幾點都對后代的詩歌創作產生過重大影響，其力度甚至超過了《詩經》和《楚辭》。
漢代的樂府機關除了采集民歌以外，也組織文人、樂工從事創作，其中有不少是用于典禮儀式的官樣文章，沒有什么文學價值；但也有比較好的作品，如《羽林郎》等就是。
樂府民歌的巨大成就引起后來文人的高度重視，紛紛模仿其思想和藝術表現，創作了大批作品。這種仿制品不管是否入樂，也不論是不是用了樂府舊題，全都被稱為樂府詩。這些文人樂府詩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依據樂府詩的曲調創作新的歌詞，仍然入樂演唱，例如曹操的樂府詩就是如此；二是運用樂府舊題寫詩，但已不能入樂，例如劉勰指出過的曹植、陸機的一些樂府詩“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文心雕龍·樂府》），即屬于這種類型；三是既不用樂府舊題，也不能入樂的文人樂府詩，由于這種詩仍然保存了樂府詩的基本精神——題材的當代性，肌質的敘事性，文字的通俗性，體制的靈活性——而又不受傳統音樂和傳統題材的制約，在文學上有著更遠大的發展。建安時代已有新題樂府，杜甫寫過不少全新的樂府詩，白居易等人更掀起“新樂府”運動的高潮，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大膽干預政治干預生活，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詩人在寫到敘事性的當代題材詩歌時，往往毫不猶豫地采用樂府詩體，這種傳統一直到清末都沒有衰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