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詞的佛光神韻
岳陽縣筻口鎮(zhèn)熊市中學:魯啟明
[內容提要] 該文通過考察李煜詞與佛教信仰的關系,.從宗教哲學的角度探討李煜詞的思想意蘊和深度,認為李煜詞表現(xiàn)的那種空幻感和悲苦感既是他人生的切實體驗,也是詞人從佛教教義出發(fā)的對人類普遍存在狀態(tài)和意義的關注與探索,并指出了王國維先生"后主則儼有釋伽、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之語的內涵.
關鍵詞 李煜;詞;佛光神韻
。 引言
在中國詞壇中,有一位倍受矚目而又頗具爭議的詞人-----李煜。在眾多的詞人中,他具有尊貴的皇族血統(tǒng),但卻被冠以“亡國之君”“驕奢淫逸”等諸多貶斥的詞語。撇開李煜身上的政治枷鎖,看他的詞作,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現(xiàn)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李煜詞作中兼有明顯的佛教禪義。因此,探究李煜詞作中的佛光神韻,將使我們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去理解李煜的作品,觸摸到作品內在的藝術靈魂。該文通過考察李煜詞與佛教信仰的關系,.從宗教哲學的角度探討李煜詞的思想意蘊和深度,認為李煜詞表現(xiàn)的那種空幻感和悲苦感既是他人生的切實體驗,也是詞人從佛教教義出發(fā)的對人類普遍存在狀態(tài)和意義的關注與探索,并指出了王國維先生"后主則儼有釋伽、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之語的內涵.
一 佛教對其人生思想的影響
江南自古就有信佛之風,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唐自中主始,就與佛教結緣,流風所及,李煜也未能免。從幼年時代起,他就生活在一個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潤,佛教對其人生思想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和作用。
(1)、名號中的佛教意味
南唐后主李煜的信佛佞佛,首先從他的名號中即可得到鮮明的體認。李煜,初名從嘉,字重光,有鐘隱、鐘山隱士、鐘峰隱者、鐘峰隱居、鐘峰白蓮居士、蓮峰居士等號。這些名號既見于史書的記載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題筆之上。
宋沈括云:“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諸書畫中時有李后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隱畫皆后主親筆,題‘鐘隱筆’三字。后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鐘隱筆’者皆后主自畫。后主嘗自號‘鐘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隱’,非姓鐘人也。”《宣和畫譜》云:“江南偽主李煜,政事之暇,寓意于丹青,頗到妙處。自稱‘鐘峰隱居’,又略其言日‘鐘隱’。”又米芾《畫史》亦云:“錦(鐘)峰白蓮居士,又稱鐘峰隱居,又稱鐘峰隱者,皆李重光自題號,意是鐘山隱居耳。”又云:“后主有看經發(fā)愿文,自號蓮峰居士。”
名號雖然只是一個符號,但其中所隱含的文化意味卻是不容忽視的。從以上名號中,我們不難窺見李后主的厭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隱士”、“隱者”為號,說明他向往隱士的生活,透露出他對現(xiàn)實的厭倦情緒。至于“居士”之號,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指處士,古代對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的稱呼;一為佛教名詞。梵文Grhapati,音譯為“迦羅越”,意譯為“家主”。原指古代印度吠舍種姓工商業(yè)中的富人,因信奉佛教者頗多,故佛教用以稱呼在家佛教徒之受過“三歸”、“五戒”者。據《維摩詰經》記載,維摩詰居家學道,即號稱“維摩居士”。李后主以“居士”為號,主要取佛教之義,這從他號“白蓮居士”、“蓮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蓮、蓮峰,指代佛教中的蓮社、蓮宗。可見,李后主號“白蓮居士”、“蓮峰居士”,乃是自覺以佛教信徒而自居的,這從他在所作“看經發(fā)愿文”中題號“蓮峰居士”也能看得出來。
^^(2)、信佛的家族
李煜出生于一個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這對李煜的佛教信仰也就產生了深遠而強烈的影響。
烈祖李昪之父名榮,據宋陸游《南唐書》卷1《烈祖本紀》記載:“榮性謹厚,喜從浮屠游,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李昪有二姊,亦曾投寺為尼。”李昪父、姊皆信佛,他自己也從小托身佛寺,自然會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登上帝座后,李昪更是信佛有加。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侶、寫經譯經、推廣佛教諸方面都付出了較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繼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據宋江少虞記載:“徐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常語鉉以‘佛經有深義,卿頗閱之否?’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嚴經》一帙授之,令看讀,可見其精理。經旬余,鉉表納所借經求見,言曰:‘臣讀之數(shù)過,見其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人一器中,此絕難曉,臣都不能省其義。’因再拜,中主曬之。后嘗與近臣通佛理者說以為笑。”可見中主既自通佛教精理,又曾勸勉臣子讀經習義。中主與禪僧的交往也較為密切。 “僧文益,余杭魯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凈慧禪師。保大末,政亂國危,上下不以為意,文益因觀牡丹,獻偈以諷曰:‘發(fā)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頗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親加禮問1。”又載:“僧無殷,福州人,……元宗召而問曰:‘師從何處來?’無殷曰:‘禾山來。’曰:‘山在甚處?’無殷曰:‘人來朝鳳闕,山岳不曾移。’元宗重之,詔居東都樣光院。”又載:“僧應之,本王姓,其先閩人也,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后因元宗稱贊:‘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應之書名,由是益振。”此外,受到中主延納和禮待的僧侶還有休復、木平等。從中主與佛徒的交往事跡中,可以看出,講究機鋒頓悟的佛理樣思對其影響尤為顯著。
^^(3)、沉溺于禮佛的皇帝
李煜的信佛佞佛,既貫穿他的整個生命歷程,也就有著種種突出的表現(xiàn)。為了提倡佛教,后主于在位期間大力崇修佛寺,廣度僧侶。即使是在南唐風雨飄搖、國庫空虛之際,仍不遺余力地從事扶持佛教的事業(yè)。
后主與禪僧的交往也更為頻繁而密切。在與這些樣僧的交往中,后主對佛理禪思的體悟自然也會大有長進。李后主所交游禮待的佛徒中,以南樣五宗之一的法眼宗禪師為最多,受其影響也最大。
在日常生活中,后主禮佛拜佛也極為虔誠。首拜佛以至于形成“瘤贅”,可見其工夫之深、信奉之篤也。后主工書善畫,畫佛像、寫佛經也是他喜愛的日常課業(yè)。后主如此信佛佞佛,影響所及,以至南唐諸臣亦多信佛,如曾任潭州節(jié)度使的邊鎬,人稱“邊羅漢”、“邊菩薩”、“邊和尚2”;又如中書舍人張洎,更以談佛為迎逢,每次覲見,必論佛經,因而得寵3。
后主佞佛幾至狂惑,不僅耗費財力,而且荒逸國政。因此大臣中有識見者遂起而進諫,奈何后主已無心聽納忠言。后主終于因佞佛而付出了亡國的沉痛代價。南唐之亡,雖為大勢所趨,但也與后主的佞佛不無關系。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后主在城破國亡之際還在祈求佛祖的保佑。佛力終于難挽南唐滅亡的命運,然后主似乎并沒有因此而喪失對佛祖的崇信。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則是出于家庭的影響,二則是由于國事的衰危,三則是因為個人性格和經歷的緣故。深遠的家庭宗教信仰對李煜的影響,已見于上文所述。至于國事的衰危給李煜所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也是顯而易見的。當李煜即后主位之日,已是宋王朝建國之時。李煜在位15年,南唐皆對宋稱臣。盡管如此,來自宋朝的威脅依然日甚一日。在這種危苦的政局和憂患的心理背景下,李煜期求借佛教以為麻痹和排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對此,李煜曾自剖心跡曰:“孤平生喜耽禪學,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時,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朝,常恐獲罪,每想脫屣,顧無計耳4。”這段自述應該是發(fā)自肺腑,真實可信的。至于個性與經歷,也不可忽視。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機詐,其父輩們因爭權奪利而相互殘害的景象令他對政治頗為厭惡,而生活中愛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離等等,也給他帶來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擊,使他強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脫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李煜既如此信奉佛教,那么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深有影響。
二佛教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1)、對真我的追求
李煜,25歲嗣位南唐國主,39歲國破被宋軍所俘,囚居汴京三年,被宋太君賜藥毒死。今存詞三十余首。他多才多藝,詩文書畫音樂,均有很高造詣。其詞在題材內容上前后期雖有所不同,但無論前期后期,又有其一貫特點,那就是“真”。這位“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閱世甚淺的詞人,始終保有較為純真的性格,在詞中一任真實情感傾瀉,而較少有理性的節(jié)制。正如佛陀發(fā)現(xiàn)的八正道中“正念”所說的要注重自己的苦樂感受。他的后期詞寫亡國之痛,血淚深情,前期詞寫宮廷享樂生活的感受,對自己的沉迷與陶醉,也不加掩飾,如《玉樓春》:
曉妝初,明月雪,春殿濱娥魚貫列,笙蕭吹斷水云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欄桿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歸。
李煜詞的本色和真情性,在三方面顯得很突出:一、真正用血淚寫出了他那種亡國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語和白描,詞篇雖美,卻是麗質天成,不靠容飾和辭藻;三、因純情而缺少理性節(jié)制。他在亡國后不曾冷靜的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難無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自是人生長恨水常東”,把自身所經歷的一段破國亡家的慘痛遭遇泛化,獲得一種廣泛的形態(tài)與意義,通向對宇宙人生悲劇性得體驗與審視。王國維說:“詞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5”正是李煜以其純真,感受到了“人生長恨”、“往事已成空”那種深刻而又廣泛的人世之悲,所以其言情的深廣超過其他南唐詞人,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虞美人》)
詞中不加掩飾的流露出故國之思,并把亡國之痛和人事無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國朱顏等長逝不返的悲哀,擴展的極深極廣,滔滔不盡。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匯成“ 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樣的景象氣勢,形成強大的感染力。著名的《浪淘沙》也是寫他對囚徒生活的不堪和無限的故國之思。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裘不耐五更寒。夢離不知身是客,一響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從生活實感出發(fā),抒寫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東西總是不能常在,“別時容易見時難”,有擴展為一種普遍的人生體驗。也是寄慨極深,概括面極廣,能引起普遍的共鳴。
(2)、對苦難的理解
王國維說了,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單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這句話說得很妙了,李后主一個亡國之君,王國維說他居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如果從釋迦、基督的宗教的哲理來說,李后主就是個罪人,他一天到晚耽溺在酒色之中,笙歌享樂之中。他沒有解脫,他沒有政務,他沒有從他罪惡之中脫出,他怎么能擔荷我們人類的罪惡?所以這句話王國維是個比喻,就是說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耶穌說,我是為眾人的罪惡而死的,用我的鮮血洗盡了所有人的罪惡,釋迦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度眾生我誓不成佛。我愿意擔荷,我愿意為眾生的痛苦,眾生的罪惡而擔荷。李后主不是一個宗教的教主,不是釋迦,也不是基督。王國維說的是什么?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悲哀,都有我們的痛苦,都有死生離別,而李后主把我們所有的人類的悲哀都寫出來了,這是王國維的比喻的意思。不是說它就擔負我們的罪惡,就是說他一個人把所有我們眾生的悲哀都寫出來了,李后主怎么把我們眾生的悲哀都寫出來了。
我們先看他一首小詞《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他不是寫的所有的人類嘛,是人生,不是個人,是他整個的人生。為什么這首小詞能夠寫出我們整個的人類的悲哀?你看他怎么寫的,這么短的一首小詞,能夠寫出我們所有的人類的悲哀。“林花謝了春紅”,李后主這個人真是個天才,這么簡單,這么直接,而他真是掌握了要點。他用那么淺白的話,沒有雕章琢句,沒有用什么古典,什么典故,什么歷史,沒有。“林花謝了春紅”,這六個字真是寫得好。“林花”滿林的花,都謝了,“謝了”是已成的事實,完全凋謝了,林花就謝了,“謝了”如此的大白話,而“謝了”兩個字包含了這么深的悲哀,完全凋零凈盡了。滿林的花都凋零凈盡,什么花?林花謝了,林花謝了是春紅,春天是最美好的季節(jié),紅是最鮮艷的顏色。充滿了生命的,那么鮮艷的顏色,這么美好的春天的紅花。滿林的花,“林花謝了春紅”,真是“眼見它起朱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三個字,是他的感覺,為什么這么短暫?這么美好的生命,為什么如此之短處無常?太匆匆,多么白話的簡單的三個字。里邊有兩個是疊字“匆匆”,真是太匆匆,你除掉了這么白話簡單的“太”字,你還沒有辦法可以形容,真是太匆匆。這“太匆匆”三個字,充滿了他的惋惜和悲哀,“林花謝了春紅”,真是太匆匆,這是說到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無常,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盡的,都是短暫的。所以林花豈止是謝了春紅,太匆匆,你還無奈,朝來的寒雨是晚來風。那花開本來花無三日紅,本來也許只有三天美好的日子。凡是在詩詞里邊朝暮的對舉的,都是周邊普遍的意思。不是說早晨有雨就沒有風,晚來有風就沒有雨。所謂朝來寒雨晚來風,是朝朝晚晚雨雨風風,你在短暫的人生之中,你經過了多少悲歡離合,你經過了多少死生離別,所以無奈朝來寒雨是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你看今天那樹上的幾朵殘花,那紅花的顏色,像女子胭脂的臉,花上的雨點,就像女子的胭脂,臉上的淚痕。胭脂淚,相留醉,像美人一樣的花,帶著她的胭脂上的淚點,她流淚,為她喝一杯酒。就是馮正中說的“日日花前常病酒”,就是杜甫說的“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今天還有這朵花,你為什么不為它喝一杯酒了?也許明天連這朵花都沒有了,所以“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什么時候這個花再回來?你說不錯,明年。明年還有花開,可是古人的詩說得好了,還不是古人的詩,王國維的詩,說“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看今年樹上又開花了,那不是去年的花了,去年的那個花的生命永遠再也不回來了。所以胭脂淚,相留醉,真是幾時重。他這么短的一首詞,寫盡了我們人生的所有的悲哀,所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也是無可挽回的,“人生長恨水長東”,所以這是王國維說的李后主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意思。因為他寫出來所有的,我們生命的短暫,這樣的悲哀和痛苦。
(3)、尋求精神的解脫
現(xiàn)實的困窘使李煜只有在藝術的廣闊天地中才真正找到快樂與自由,在精神上尋覓到歸宿。李煜在風雨飄搖中登上了南唐國的皇帝寶座。這對于既缺文韜又乏武略的書生來說,不啻是歷史同他開了個莫大的玩笑。真謂“南朝天子多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命運偏偏與這個只會舞文弄墨風流倜儻的才子作對,硬是強人所難地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寶座。在《即位上宋太祖表》中,他就表達了對命運這種安排的無奈。“臣本于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yōu)游。思追巢、許之余塵,遠慕夷、齊之高義……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
李煜自少年起,就只潛心于文章典籍、琴棋書畫。皇室內部的王位之爭更讓他看到政治的兇殘育黑暗,而喜歡充滿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憧憬隱居世外桃源,以擺脫煩惱。為此,曾自號鐘隱、別號鐘山殷隱士、蓮峰居士、鐘峰白蓮居士等。在《病起題山舍壁》、《病中書事》中敘述自己不求聞達,超然名韁利索的閑情樂趣。對帝王生活的厭倦,對自由的向往表達在他的兩首《漁父》詞中: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快活如依有幾人。
一棹春風一個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醞,萬頃波中得自由。
“一壺酒,一竿身”的簡單生活與自在情趣,“花滿渚,酒滿醞”,“一葉舟”,“一輕鉤”,而“萬頃波中得自由”。漁父脫離塵世得紛擾,在自然中超脫而得到精神上得富有。這是住在深宮內苑,目睹政治紛爭得李煜所向往的自由啊!
政治,權力的象征,從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搶奪與占有,統(tǒng)治與操縱,紀律與約束,服從與命令;而藝術注重自由與灑脫,不羈與桀驁,吶喊與狂放。兩者的矛盾使李煜在現(xiàn)實面前無能為力。況且,在天下“分久必合”的嚴峻形勢和歷史大浪的淘洗下,方興未艾的北宋成了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的執(zhí)行者,而內外交困的南唐難免于滅亡。這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的形勢下,即使像南唐開國國主李昪那樣的英主也難以力挽狂瀾,何況“剩于末世運偏消”的李煜僅僅是一個被宋太祖嘲諷為“好一個翰林學士”的文人呢?且像李煜這樣的文人哪里能與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宋太祖相敵呢?
客觀與主觀的原因使得即使李煜想與現(xiàn)實抗爭也是徒勞。在政治上,他注定是個失敗者。于是他只能選擇逃避他無法解決的現(xiàn)實紛爭,在詩文中遨游,在聲色中忘憂,在佛禪中超脫。宿命注定他一面對現(xiàn)實就會痛苦,個性中的軟弱又讓他不敢承受現(xiàn)實的殘酷,所以只有逃離。然而始終逃不過歷史安給他的位置。悲夫!因此,詞人帶著一種深深的憂憤與疑問,帶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苦和哀愁,帶著自己理想破滅的絕望與哀怨,去縱情生活,及時行樂。他甚至頹唐地說:“醉鄉(xiāng)路穩(wěn)宜頻到,此外不堪行”(《鳥夜啼》)。人生世事有如轉燭飄蓬,到頭來只剩得“心事數(shù)莖白發(fā),生涯一片青山”(《開元樂》)。
政治上,李煜是失敗的,但在文學上,他卻作為一代詞宗,成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可以說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潤,在一定程度上是他靈感滾滾而來的源頭。因此,了解李煜與佛教之間的不解之緣,對于我們理解李煜的作品,觸摸到作品內在的藝術靈魂,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參考資料:
①《十國春秋》卷33《南唐列傳》
②馬令《南唐書》卷11《邊鎬傳》
③彭元端《五代史傳》卷62引《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④《十國春秋》卷引《列傳》
⑥ 《人間詞話》十五
。
湖南師范大學
自考本科畢業(yè)論文
專業(yè):漢語言文學 編號:394
考籍號:3374070140 姓名:方利
題目: 指導老師:蔡鎮(zhèn)楚
通訊地址:岳陽縣筻口鎮(zhèn)中心小學
郵編:414113 電話:011(0730737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