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級上冊）單元說明第六單元

我國古代史傳文學非常發達，涌現過大量的優秀作品。從先秦時期開始，史傳文學就已經初具規模了。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其后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至西漢紀傳體的《史記》把中國古代史傳文學推向了高峰。這個單元就是以史傳文學為學習重點的，所選的文章，大部分是史學家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客觀記錄和描述。學習這一單元，一方面可以引導學生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盡可能客觀地認識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使他們明白，了解歷史應該從古代典籍入手，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全面看待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偏聽偏信；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同古人展開心靈對話，理解古人特殊的思想情感，從這些歷史資料中去發現和領會中華民族那種為追求理想、報效國家，而甘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傳統美德。還可以從杰出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砥礪學生的意志。

基于上述考慮，這個單元編選了四篇文言文。下面我們將從文章本身入手對這幾篇課文的教學作一些具體解析。

《陳涉世家》一課節選自《史記·陳涉世家》的前半部分，約占全文篇幅的五分之一，主要敘述陳涉發動起義的經過和起義軍初期的迅猛發展形勢。文章屬于傳記體裁，它以陳勝、吳廣的活動為線索，著力表現陳涉在反對秦王朝暴力統治斗爭的關鍵時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通過對典型歷史環境的描寫和人物語言、行動的刻畫，再現了這位農民運動領導者和組織者的形象，以顯示他洞察時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組織領導才干。

作者著重表現了陳勝洞察時局的能力。陳勝對吳廣說的那一番話，實際上就是一段很精彩的形勢分析。“天下苦秦久矣”，說明全國人民對秦王朝的殘暴統治極其憤恨，處處都蘊蓄著反抗的力量。太子扶蘇“賢”而被殺，二世胡亥“不當立”而“立”，必然會加重秦王朝的內部危機，并由此引起更深刻的社會矛盾；楚在秦滅六國的過程中受荼毒最深，早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而當時的楚人又把他們的這種心情寄托在對項燕的懷念上。陳勝抓住了當時這兩個最敏感的問題，利用百姓不知二人存亡的這一情況，提出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的策略，從而掌握了人心動向。他的這個策略的效果很快就得到了證明：起義軍到達陳的時候，已經發展成為一支“車六七百乘，騎千余，卒數萬人”的龐大隊伍了；在張楚政權建立的同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在危機時刻，陳勝的清醒與果斷是難能可貴的。

對陳勝的組織領導才干，作者也描寫得極為生動。首先是為起義做輿論準備。陳勝、吳廣從卜者“然足下卜之鬼乎”的建議中，得到了借鬼神“威眾”的啟示，先以魚腹中書樹立陳勝的形象，然后“狐鳴”而呼，把陳勝的形象跟楚國的復興聯系在一起，順應士兵的愿望，從而進一步鞏固了陳勝在士卒們心目中的地位。其次是發動起義。關鍵是既要殺死兩尉，又要得到士兵的支持，所以先使吳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待到“尉果笞廣”，眾被激怒，然后動手，這又表現了陳勝的勇敢機智。就在群龍無首的時候，陳勝站了出來，先揭露秦的苛政，曉之以利害，然后用“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來堅定抗爭的信念。這一席話令人信服地說明，參加起義是士卒們的惟一出路；它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全體士卒的擁護。接著提出策略口號，并“為壇而盟”，一支團結戰斗的農民起義軍宣告組成。這支隊伍的迅速組成證明陳勝是一名卓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作者善于把握歷史事件的發展進程，用“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筆法如實描述了兩千多年前爆發的這場震撼王座的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過程，鮮明地揭示了它的實質──一場得到廣大人民支持的、反對暴力統治的農民運動。

由于這篇課文較長，無論采取哪一種教學方式，都應當抓住重點，使學生能較好地理解這次起義的原因、輿論準備的情況和起義發動的經過，特別是要在理解陳涉說的幾句話的含義的基礎上，了解陳涉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

《唐雎不辱使命》是《戰國策》中記載的許多策士故事中的一個，它對人物言行的簡潔傳神的刻畫被后人作為寫人記事的典范。

戰國時期的最后十年，秦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相繼翦滅各諸侯國，前230年滅韓，前225年滅魏。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國，秦企圖用“易地”的政治騙局不戰而屈人之兵，由此引起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國一事。文章在人物對話中生動地塑造了唐雎的形象，表現了唐雎維護國土的嚴正立場和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布衣精神，從而揭示了弱國安陵能夠在外交上戰勝強秦的原因。

文章篇幅不長，卻繪聲繪形地塑造了唐雎和秦王的形象。唐雎是一個有膽有識的謀臣。文中雖然只有他的兩段話，卻不難看出他對秦王的陰險狡詐是有認識的，如何應付也早已成竹在胸，因此，在這場面對面的交鋒中，他不為秦王的謊言所動，也不為他的威脅所屈，始終處于主動的地位。當秦王以“輕寡人”相責難時，他立即堅決予以駁斥：“否，非若是也。”不僅如此，為了掌握斗爭的主動權，他有意激怒秦王，以“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進一步揭穿秦王的騙局，表達維護國土的強硬立場。當秦王惱羞成怒，以“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相威脅時，他毫不驚慌，而是以非凡的機鋒轉問秦王是否聽說過“布衣之怒”，再就秦王的答話點出“士之怒”這個要害，然后慷慨陳辭，歷數專諸、聶政、要離三個刺客，以“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歌頌他們的壯舉，這就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對方。待到最后說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并且“挺劍而起”時，秦王就只剩下“長跪而謝之”一條退路了。這一場斗爭，表現了唐雎的凜然正氣和不畏強暴的布衣精神。

在文中，秦王驕橫狂暴和陰險狡詐的形象也被刻畫得很鮮明。他開始向安陵君提出“易地”要求時，就用了發號施令的口氣，不得違抗，實際上是把一個明顯的騙局強加于人，表現出十足的驕橫。在會見唐雎時，劈頭就是嚴厲的質問，接著就炫耀起自己“滅韓亡魏”的武功來，透露出他完全可以用武力來吞并安陵的意思，但由于還想兜售“易地”的騙局，又虛情假意地稱安陵君為“長者”，用“不錯意”來麻痹對方，顯得極其狡詐。這樣軟硬兼施之后，又進一步向唐雎施加壓力，以所謂“逆寡人”“輕寡人”大興問罪之辭。短短的幾句話，其盛氣凌人之態觸目即是。待到唐雎表示了“不易地”的強硬立場后，他不顧剛剛說過的好話，立即進行戰爭恫嚇。但他錯誤地估計了這個小國使者的反抗程度，直到最后唐雎“挺劍而起”，他才氣焰頓減，“色撓”，“長跪而謝之”，并極力稱頌唐雎的膽識。

可見，在文章中，唐雎和秦王的形象是互為襯托的，它們共同成就了這正義與非正義間拼死較量的一幕。教學時可以按照事件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理清文章脈絡。

《隆中對》出自陳壽的《三國志》，是人物傳記的節選，但它的核心部分卻是一篇才華橫溢的對策──諸葛亮對劉備為“信大義于天下”而問“計”所作的回答。因為對策的地點在諸葛亮的隱居地隆中，所以后人稱它為“隆中對”。對策的主要內容是，勸說劉備先奪取荊、益二州作為王業的根基，然后跟西南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并外結孫權，內修政理，使戰略后方得到鞏固；待到時機成熟，再從荊、益二州出兵，北定中原。這是諸葛亮在精辟分析當時形勢特點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對發展前景所作的天才預見。人們常說的“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就是指這篇對策而言。

歷史人物傳記，敘事既要重點突出，又要保持事件的完整性，有些事情不可不說，但又不宜多說，這就要求選材得當、語言精練。在這篇文章中，這個特點十分突出。例如劉備訪諸葛亮源于徐庶的推薦，這本來需要說明徐庶為什么推薦諸葛亮、劉備為什么接受徐庶的推薦，為什么親自去邀請等等。對這些問題作者都以高度概括的語言作了回答：“先主屯新野”，說明劉備當時處境極其困難，需要賢人來幫助他：“臥龍”一喻和上文的“謂為信然”，說明諸葛亮在徐庶心中的地位；“先主器之”則表現了劉備對徐庶的重視和信任。又如劉備三顧茅廬，僅用“凡三往，乃見”一句帶過，略去了前兩次的情形不說；而對策的密談性質則僅用“屏人”一語就指明了。

另外，歷史人物傳記主要是表現主人公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突出作用。這篇課文雖屬節選，但仍可從諸葛亮策略的內容中，看出諸葛亮在推動漢末的紛亂局勢向三國分立的方向發展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出師表》作為諸葛亮出師伐魏前呈給后主的一篇表文，以情真意切感動過無數讀者，我們把它拿來與《隆中對》參照閱讀，便于加深對諸葛亮其人的認識和理解。這篇表寫于蜀漢建興五年（227）諸葛亮第一次出師伐魏之前。在這篇表文中，諸葛亮勸說后主劉禪廣開言路，嚴明賞罰，親賢遠佞，以繼承先帝劉備的遺志；也陳述了自己對先帝的“感激”之情和“興復漢室”的決心。

全文以議論為主而輔之以敘事，議論敘事中都帶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具體地說，文章開始是寓情于議，在談論形勢、任務、治國方針和歷史經驗之中，貫穿著一條明顯的抒情線索，就是希望后主劉禪能夠繼承先帝遺志，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因此一開始就提到“先帝創業”，接著依次說先帝對賢臣的“殊遇”“簡拔”賢臣的標準和論史時的“嘆息痛恨”，即表達了對先帝的崇拜、愛戴之情，又有激發劉禪效法先人的作用。中間部分是寓情于事，在敘述作者本人身世、追隨先帝創業經過和“受命已來”的工作的同時，抒發了對先帝的感激之情，表達了效忠劉備父子的心愿。最后一部分中，“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這句話辭情懇切，更足以催人淚下，是諸葛亮感恩圖報心情的集中體現。

諸葛亮這篇表文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贊揚，被視為表中的代表作。劉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薦禰衡表》相提并論，說“至于文舉（孔融，字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后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并一時之英也。”陸游在《書憤》中寫道：“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文天祥的《正氣歌》亦云：“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感人之深，于此可見。

綜合以上四篇文章的具體內容，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單元的教學中，教師要注意引導學生結合時代背景、社會風貌，體會歷史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歷史作用，脫離特定環境審視人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這個單元還將五首詞放在一起讓學生集中學習。這五位詞作者代表了詞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通過學習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詞的常見題材和風格，提高審美品位。溫庭筠的《望江南》是在中晚唐詞體初興時期的一篇名作。這首小詞表現了一位因心愛的人遠行而獨處深閨的女子的生活狀況和內心情感。在不到30個字的詞作中，卻容納了很多內容：就時間而言，從清晨寫到黃昏；就景物而言，從樓頭、千帆，寫到斜暉、江水，又寫到白洲；就人物內心情感而言，從希望到失望以至最后的“腸斷”。景物層出，情感起伏。全詞沒有粉飾、刻板之語，多用白描、直敘的手法，卻又含蓄、細膩、清新、明快，是溫庭筠的代表作品。范仲淹的《漁家傲·秋思》是他在西北宮中的感懷之作。依據詞“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的慣常體例，詞的上片重在寫塞下秋景，下片集中抒發了身處邊塞的征人之情。范仲淹在這首詞中反映的是自己身臨目見的景物，表達的是他自己和他所理解的征夫們的感情，所以全詞讀來真切感人。詞的意境悲涼、壯闊，形象鮮明，生動，語言質樸、凝練。從題材、情調和藝術方面來說它都為宋詞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對宋詞的發展產生了很好的影響。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是蘇軾任密州太守時（熙寧七年，1074）與同僚出城打獵時所作。詞的上片在大幅度地描繪出獵的群眾場面后，特別突出地表現了作者的少年狂氣。下片抒發了作者要報效國家、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這首詞從題材、情感到藝術形象、語言風格都是粗獷、豪放的。與溫庭筠的《望江南》格調截然不同。寫此詞后，蘇軾曾寫信給朋友說這首詞“雖無柳七郎（柳永）風味，亦自是一家”（《與鮮于子駿簡》），可見當時的作者已意識到詞應有兩種不同的風格，蘇軾在他的一些詞作中便是在自覺地實踐著自己的風格。李清照的《武陵春》是紹興五年（1135）她寓居在浙江金華時寫的。當時她已經52歲，經歷了國家敗亡、家鄉滄陷、文物喪失、丈夫病死等等不幸遭遇，處境凄慘，內心極其悲痛。這首詞中所反映的正是她真實的生活片斷和思想情感。暮春時節，鮮花經過春風的搖動已經零落殆盡，只有土地上還殘留些花的芬芳，“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花開花落年年如此，而人卻與以前大不一樣了，國破、家亡、夫死，她對一切都喪失了興趣。即使有心訴說自己的遭遇和心情，也是言未出而淚先流。她的悲哀是不可觸摸的，無法承載的。人們總是把愁怨比做連綿不斷的流水，比做斬盡還生的野草，而李清照卻另尋了一個新思路，說：自己的愁重得連船都承載不動。只這一處便勝出前人許多。她又用“也擬”“只恐”等虛字把自己的思想活動層次清楚地表露了出來，像這樣的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實在很新鮮、奇特，所以被詞論家稱贊為“創意出奇”，“往往出人意表”。辛棄疾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充分地表達了作者的愛國激情和壯志不遂的抑郁、憤慨。詞中描述了作者往日的軍旅生活。看寶劍，聽號角，分麾下炙，聽塞外聲，沙場點兵都是極雄豪、壯美的行事，都是作者熱愛的生活和抹不掉的記憶，被削去官職退居山林的作者仍十分企羨軍中生活，渴望再有機會從軍殺敵，建立功業。這首詞節奏緊湊，寫聲繪色，形象鮮麗、生動。最后結句戛然而止，但卻遺音繚繞，余味無窮。

本單元的“寫作·口語交際·綜合性學習”主題是“話說千古風流人物”。它與本單元的閱讀課文相呼應，引導學生進一步關注中國歷史上涌現出的杰出人物，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風流”，樹立正確的偶像觀、英雄觀，培植理想主義信念和遠大抱負；幫助學生學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評價歷史人物。在活動過程 中，可以通過講述和評價風流人物，開闊學生的視野、增長見識；可以通過對各種豐功偉業進行分類，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還將嘗試運用“調查法”，培養學生初步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

活動可以在學生自愿的基礎上進行活動分組和任務分工，建議分為調查組、演講組、朗誦組、辯論組和評價組一共5組，每組學生都要開展閱讀、寫作、口語交際這三項活動。例如演講組，既要查閱所講人物的資料（如傳記、逸聞、史冊），進行篩選、整理和加工，又要寫出演講稿，最后做以“豐功偉績到處傳揚”為主題的演講（當然也可以從其他立意入手）。

作為文言文單元的教學，仍然應當秉承以往的方針和觀念，以誦讀為主要學習手段，以理解大意為基本學習任務，在精當、好懂的前提下學習文言常識和文言詞匯，在詞句篇章的積累中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作為初三的學生，可以進一步強調文言詞匯和文言常識的積累，不必陷入煩瑣的文言語法結構的講解、梳理中。

愿通過老師的引導，這個單元的名文佳作可以真正帶領學生走入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瀏覽眾多歷史人物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