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文研討

一、整體把握

全文內容可列為下表：

（四）結論：

（第9段）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不足為據，要看地底下。

可以看出，這篇課文分為三個部分，層次清楚，重點突出。段與段之間、部分與部分之間銜接緊密，過渡自然。例如，第3段開頭“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這一句上承第1、2段對方的論據和論點，然后進行批駁。又如，在直接反駁部分與間接反駁部分之間，安排第6段作過渡段：“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從而轉向正面歌頌，作間接反駁。

從文章結構可以理清作者思路。文章第1段擺出對方論據，第2段緊接著擺出對方論點。第3至5段，作者承認所擺出的論據是事實，是“真”的，但推不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結論，它們不能證明論點。他們早已失掉自信力，只是曾經有過“他信力”，現在發展著“自欺力”，因此現在叫嚷“中國人失掉自信力”，只是為了掩蓋自己悲觀失望、喪失信心的心態。這是直接批駁。接著，作者在第6至8段，另立一個與對方論點對立的論點：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第6段承上啟下，正面立論，第7至8段熱情歌頌富于自信力的“中國的脊梁”，從而駁倒對方。這是間接批駁。第9段是結論，照應題目，對題目提出的問題作出回答。

二、問題研究

1.這篇駁論在寫法上有什么特點？

主要特點是：用駁論證的方法直接批駁，又用正面立論的方法間接批駁，從而徹底駁倒對方謬論。

對方的論據確是事實，問題在于這些論據不能證明論點，就是說，論證上不合邏輯。就這樣，通過駁論證直接駁斥了對方論點。

從正面提出論點，這個論點與對方論點是針鋒相對的。證明了這個論點的正確性，等于宣告對方論點不能成立。這是間接駁斥了對方論點。

直接批駁和間接批駁相結合，批駁就全面深刻，十分有力。

2.這篇文章的論述性語言好在哪里？

這篇文章的語言尖銳犀利，富于戰斗性，帶有嘲諷意味。

例如，在文章開頭，“總自夸著‘地大物博’”“只希望著國聯”“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充滿著嘲諷意味。“總”，一副自我炫耀、夜郎自大的樣子；“只”，一副仰人鼻息、抓救命稻草的形象；“一味”，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頑固不化的樣子。這些尖銳潑辣的語言，栩栩如生地漫畫式地畫出了悲觀論者的臉譜，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巧妙地運用了比喻、排比、反問、仿擬等修辭方法，大大增強了語言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尤其是仿擬，仿照“自信力”，造出“他信力”“自欺力”，顯出了作者高超的語言藝術。僅僅改動一個字，就將反動當局仰人鼻息、自欺欺人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令人難忘。

練習說明

一你也許從歷史課知道，中華民族一向是富于自信力的民族。想一想，如果你面對“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錯誤論調，你將怎樣批駁？再熟讀課文，看看課文是怎樣寫的：怎樣從對方論據不能推出論點來直接批駁，又怎樣提出正面論點作間接批駁？從中你獲得哪些啟示？

此題意在培養學生把握駁論的能力。

第一問。批駁一個錯誤觀點，學生從小起就在生活中不斷地遇到，不斷地在增長這方面的能力。學生也許沒有寫過駁論文，但口頭實踐是不會少的。因此，不妨讓學生思考一下，怎樣批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錯誤論調。

第二問。作者承認對方的論據是事實，但只能指一部分人，不能指全體中國人，因此不能證明論點。這是通過駁論證來駁論點。作者又提出正面論點，指出“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這就間接批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錯誤論調。

第三問。可讓學生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二聯系全文，辨析下列句子中“中國人”的含義，說明“狀元宰相”“地底下”指的是什么。

1.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3.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

4.于是有人慨嘆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5.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后，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此題意在培養學生揣摩語言文字的能力，并使學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

五個句子中“中國人”的含義，依次是：指極少數頑固分子以外的中國人民；指廣大人民；指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指所有的中國人；指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

“狀元宰相”指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客及其御用文人。

“地底下”指當時還處于地下斗爭狀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力量。

三課文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在上世紀30年代，“有確信，不自欺”，“在前仆后繼的戰斗”。在今天，他們是什么樣的人呢？試寫片段作文，作一番介紹。

此題意在引導學生聯系實際學習課文。

本題答案不求一致，言之成理即可。

教學建議

一、這篇文章寫于“九一八”事變三周年之際，距現在近70年了，文章又是針對當時社會現實寫的，因此有必要引導學生了解文章的時代背景。文章的思想深邃，語言簡練，可以引導學生了解魯迅的生平業績和作品風格。不妨讓學生通過圖書館、網絡或者其他途徑搜集這篇課文及其作者的有關背景資料，如果沒有條件，也可以由教師印發給學生閱讀。

二、課文結構嚴謹，層次清楚，論證縝密。可以引導學生用列提綱的方法，把握課文的層次結構和思想內容。在列提綱以前，先指導學生找出對方的論點和論據，再討論對方論據不能證明對方論點；然后找出作者的正面論點和論據。把這些內容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建議學生用提綱形式顯示課文的主要內容和大致結構。

三、對這篇課文，要引導學生多誦讀，通過聲情并茂的朗讀去感知、領悟、理解、把握課文的思想內容。對文中的重要語句，要用品讀法品味其思想內涵以及作者遣詞造句的技巧。對文中的關鍵問題，可以組織學生討論、探究，提倡各抒己見，使學生在多種看法的碰撞中深化對課文的認識，在三個維度上得到提高。

四、下邊三個問題可以引導學生重點探究：第一，作者為什么把“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作為批駁對象？批駁這個錯誤論點有什么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二，作者怎樣用駁論與立論相結合的方法駁斥錯誤論點的？駁論主要闡明什么觀點？立論又主要闡明什么觀點？第三，課文結構十分縝密，段與段、句與句銜接自然，勾連緊密，層次推進，無懈可擊。試作具體說明。

五、本文語言保持了魯迅雜文的一貫風格：潑辣、犀利、有力，諷刺意味強，感情色彩濃。可以引導學生舉出一些典型語句加以品味、分析。

六、引導學生重視領會魯迅先生的立場、觀點、方法。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文章的駁論方法上，對于作品的思想感情則不去深入領會。要指導學生看出悲觀論者錯誤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學習魯迅革命的立場、觀點、方法。使學生在學習語文和做人兩個方面都獲得益處。

有關資料

一、《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備課札記（陳根生）

（一）

魯迅雜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見大，“格局雖小”，內里卻“有著時代的眉目”。這是由他的革命的創作思想所決定的。他在談到自己寫雜文的目的時說：“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這就告訴我們魯迅寫作雜文完全是時代的要求，斗爭的需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正是這樣。

當時一家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在1934年8月27日社評《孔子誕辰紀念》中所散布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論調并不是《大公報》的發明創造，《大公報》實在只是撿了蔣介石的唾余而已。蔣介石于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運動發凡》一文中說：“反觀吾國國民，頹唐，污穢，散漫，零亂，有如今日，安得不見輕取侮于列邦？”蔣介石于1934年7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大肆兜售“三日亡國論”更是荒謬絕倫，說什么“到現在他（指日本──引者）一切軍事的準備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要充足”，“不僅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領起來，……滅亡我們中國。”──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中國之大，神州之眾，還有誰比蔣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還有誰比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資產階級更失掉自信力的？

這有代表性的論調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階級的心理，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街談巷議。魯迅捕捉住這一論調進行深入剖析，是極有現實戰斗意義的。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深深感受到內中所包藏的豐富的歷史內容，呼吸到強烈的時代氣息，并且領略到一顆偉大的心臟在緊緊連著人民革命事業而勃勃跳動的心聲。

（二）

補充下面一則材料以使學生理解“自欺力”一詞。“九一八”以后，國民黨官僚政客和社會“名人”曾在北京等地多次舉行“法會”，祈禱“解救國難”。1934年4月，又由國民黨著名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軍閥段祺瑞等發起，請第九世班禪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靈隱寺舉行“時輪金剛法會”，“請班禪大師求佛菩薩來保佑”，說什么“古人一遇災，上者罪己，下者修省。……今則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鼓吹“法會”可以“為國內消災患，為世界祈和平”。這場鬧劇的“司馬昭之心”，不過是在這內外交困之際借此轉移人民的視線，麻痹人民的心智而已。

（三）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對于豺狼當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這不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涵義，而是政治范疇的概念。正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當年中國政治舞臺的“地底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風起云涌，蓬勃發展，他們才是中國的“筋骨和脊梁”，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四）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語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運用仿擬修辭手法是分不開的。魯迅筆下的仿擬，決不是簡單、機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現成的詞語格式變動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種創新用法。這種仿擬修辭手法往往都書有一定的針對性，或順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變動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獨特見解，尤其是在駁論文章里往往能產生一種辛辣的幽默感和諷刺意味。因而仿擬修辭格為魯迅雜文廣泛使用，如《拿來主義》中仿擬出“送去主義”便是。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報》社評使用的一個字眼，魯迅抓住不放，就著這個字眼起伏翻騰，在“信”的對象、類屬、影響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動政府本沒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繼而聯系新近求神拜佛鬧劇進一步挖掘出現在正發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語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于運用“仿擬”修辭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個詞語，層層深入剝筍，步步強化邏輯力量，而且睿智閃爍，機趣橫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諷刺鋒芒。

魯迅雜文對敵人深惡痛絕，犀利如刀，而對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則是衷心愛戴，熱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梁頌”之后，便熱情贊頌中國共產黨人“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后繼的戰斗”。在那樣嚴重白色恐怖中寫得這樣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托著這位偉大革命作家的欽敬深情，是何等難能可貴！

犀利如刀與熱情似火，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卻又和諧地統一在一篇優秀雜文里，這也說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確也要求迥然相異的語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現出來；二者不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襯，相輔相成，顯示出魯迅雜文語言藝術的色調豐富、絢麗多彩。

（選自《中學語文教學》1984年第5期）

二、民族脊梁的頌歌──讀《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安永興）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在帝國主義面前，“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在某種意義上，整個舊中國就是一個奴隸王國，在這個鐵一般黑暗的國度里，帝國主義的奴役與中國古老的封建傳統相結合，使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力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在一部分人當中，甚至喪失殆盡。魯迅對此痛心疾首，與這種奴隸的“劣根性”進行了堅忍不拔的斗爭，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認為四萬萬同胞都已經消極、沉淪乃至墮落，他清醒地看到了問題的另外一面，即中國現實和歷史上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中華民族脊梁的一曲頌歌。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寫于1934年9月25日，時值“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之間。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踐踏了東北三省之后，又向關內步步進逼，亡國滅種的威脅迫在眉睫，悲觀失望的情緒主宰了一部分人的頭腦。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社評《孔子誕辰紀念》哀嘆：“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針對這種論調，魯迅在他53歲誕辰時，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雜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視著現實。文章一開頭就列舉了三種事實：自夸“地大物博”，寄希望于“國聯”；“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這些事實都見之于“公開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據，事實確鑿，然后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駁的論點：“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當即指出，這個提法本身就是不確切的，因為信“地”，信“物”，信“國聯”，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這種以論敵的論據為論據來反駁論敵的論點的方法，使文章在從容不迫的氣度中，蘊含著一種無可辯駁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連他信力都已喪失之后，筆鋒一轉：“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作者在這里開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襯下文的“死路”：“玄虛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說明“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這一結論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筆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層層遞進的推理之中，始終貫穿著邏輯的力量。

在批駁了論敵的論點之后，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遠地轉向了我們民族古老的歷史。他那縱貫古今的思緒首先從嚴峻的現實中生發開來，指出“自欺”并非現在的新東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為烈，以致“籠罩了一切”。“籠罩”一詞，在這里用得十分準確、形象，它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思潮像毒霧一樣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并蔓延到了各個領域。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轉，滿腔熱情地歌頌了“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他們當中，既包括歷史上那些“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現在那些“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后繼的戰斗”而又“被摧殘，被抹殺”的人。這樣，作者的思緒就在追溯歷史長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現實，明確指出：“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文章的結尾提出了判斷自信力有無的正確標準：“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狀元宰相”，當是泛指古今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則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國人，并與前文的“籠罩”成為鮮明的對照。這樣的結尾，既總結了全文，又恰與文章開頭“公開的文字”相呼應，使文章結構完整，渾然一體。

綜觀全文，文章以現實為緯，以歷史為經組織材料，開頭始于現實，然后引申到歷史，再由歷史回到現實，結尾則既是對歷史的總結，又是對現實的概括。文章先破后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駁論與立論相結合，互相映襯。駁論以事實為依據，內含邏輯推理，極其雄辯；立論則直抒胸臆，充滿激情；排比句式的運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氣勢；議論與抒情水乳交融，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核心是論述中國人自信力的有無，因此，正確地理解作者所稱頌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義，就成了理解這篇雜文的關鍵。筆者認為，“中國的脊梁”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中某一階級、某一集團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我們中華民族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偉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萬萬個英雄豪杰，其中既包括勞動人民中的優秀人物，也包括剝削階級中的志士仁人以及歷代統治階級中的杰出人物。由于歷史條件的原因，后者的聰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機會得到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藝術等領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比后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書上有所記載。文中所論及的“埋頭苦干的人”，指那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執著于某一項事業，不畏艱險，奮斗不息的人。就在寫作本文之后一年，作者寫了歷史小說《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證。“拼命硬干的人”，當指那些置身家性命于不顧，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農民領袖和精忠報國、壯懷激烈的民族英雄。“為民請命”的確切含義，指的是為老百姓請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這一詞語的出處，見《漢書·蒯通傳》：“西鄉（向）為百姓請命。”“為民請命”這一提法在極“左”思潮泛濫時曾經受到過大規模的口誅筆伐，以至一些教科書的編者在選用這篇雜文時，不得不將這句話從文章中刪除。但是，正如一位戲劇家借助劇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為民請命，何罪之有？”幾乎在寫作本文的同時，作者寫了歷史小說《非攻》，塑造了一個古代為民請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為印證。“舍身求法”的“法”，這里可做標準，規范解。又，“法”在世界各國語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義”等含義，所以，“舍身求法”可以解做：為追求某一種規范（諸如公平、正義等），不惜犧牲性命，類似“舍生取義”，而“舍生取義”語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質上屬于儒家思想。歷代統治階級中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把它奉為行動的準則，這樣的例證，史不絕書。甚至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些先驅，有時也借用這一成語來激勵自己的革命意志。可見，作者在這里列舉的幾種類型的人，都不僅僅限于某一階級或集團，而是指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精華。魯迅是實事求是的典范。對于那些所謂“正史”，他雖然借用梁啟超的說法，認為它們不過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歷代統治階級采取簡單否定、一筆抹殺的態度，更不意味著對他們中的杰出人物所做的貢獻也采取不承認主義。他曾經把漢唐統治者魄力的“雄大”與“閎放”和“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一起來加以肯定；他還推崇被人誤認為奸臣的曹操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至于他稱贊一些在文學史上做出重要貢獻的詩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對于那些被現代的某些人改鑄得無比高大的農民起義領袖，魯迅也從未做過無原則的歌頌，而是毫不掩飾他們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多有針砭，即是一例。

同樣，現實生活里的“脊梁”，既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華民族中其他階級和集團中的杰出人物。就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兩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的“一二八”事變中，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就曾奮起抵抗，重創敵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軍又血戰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搏，震驚中外。國民黨軍隊在這些戰斗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無疑是“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后繼的戰斗”的具體表現，在民族敵人面前，他們理應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同屬于民族“脊梁”之列。至于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發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國民黨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層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過于絕對。本文明明寫道，這種自欺力已“籠罩了一切”。可見，這種思潮也不僅僅局限于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恩格斯在論述三十年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影響時指出，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已經沾染了德國的一切階級”，“它既經常籠罩著王位，也經常籠罩著鞋匠的小屋”。“這種舊遺傳病毒”甚至“感染”到黨內，以至“必須警覺地注意這些人”。聯系到作者一貫堅持的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缺乏自信力甚至發展著自欺力的現象與人民群眾中的某些不覺悟的部分也并非絕緣。正由于此，在困難當頭的情況下，強調民族自信力，喚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戰線上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魯迅實踐這一任務的光輝篇章。

（選自《中學語文教學》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