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說》閱讀賞析
《雨說》一詩中古典詩詞的融化和影響，明顯可見。在閱讀欣賞的過程中，我們會聯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興》），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陸游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絕句》）等傳誦古今的名句。
傳統對鄭愁予的影響，遠不止此。他曾經強調，在詩里表現的“敦厚”“任俠”這兩種情操，是屬于傳統的。我以為，在他的詩里，“敦厚”就是誠懇，就是樸實，就是寬容，就是厚道，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懷；“任俠”就是聲張正義，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對邪惡，同樣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懷。這就是鄭愁予詩中的傳統情操。這在《雨說》一詩中特別醒目。他對冬、對春、對雨、對孩子的態度，處處可證。他執著于“敦厚”和“任俠”，說明他終于是一位入世的詩人。
因此《雨說》一詩，就不僅僅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而且還有著值得探討和回味的深層含義在。
“詩言志”，是中國詩歌的古老傳統。山水詩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占有很大數量，但常常是不僅寫景，同時抒情，而且多有別具懷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錯誤》一詩，也非一般的春景、閨怨，而是抗日戰爭時期父親從戎，詩人隨母逃難時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風云雨雪，本是自然現象，詩人騷客卻常常借為比喻，發為象征，或感滄桑之巨變，或嘆人生之無常。傷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實春有何傷，秋有何悲，進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們對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卻借喻為苦難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說》里極寫冬之干旱，極寫盼雨之情，豈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極寫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機，欣欣向榮，豈不就是對“及時雨”的贊頌么？人們記得，1978年冬，在中國大地上，是有過一次人們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時雨”的。聯系此詩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別注明是“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而歌”，我們是不是可以感到詩中眾多比喻可能具有的關懷祖國前景、情系祖國命運的象征意義呢？詩中的鄉國之思是隱然可見的，我以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新興的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曾是海外“保（衛）釣（魚島）”愛國運動積極參加者的鄭愁予，不可能對此無動于中。在詩人筆下沒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詩作，但他1966年寫了贊頌國父孫中山的《衣缽》一詩，強調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統一中國的理念，并認為統一是和平的第一義。而詩人自許為“第三代的獻身者”，是“傳接您的衣缽的人”。他后來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與友人等在‘心戰總隊’閱讀資料，咸表憤慨，適值孫中山先生百年冥誕，乃以‘民主’為寓意，揮淚作長詩《衣缽》”。1972年在愛荷華他還作有《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一詩，詩中重點描繪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楓樹”，其紅色如燃起“連天大火”。詩人擔心“紅磚夾隙間”的“幾株小草”，面臨“秋盛的大火”，“能過冬否？”詩人在1984年修改和訂正此詩時，寫有“追記”云：“住愛城五年，正值中國大陸上進行著文化大革命，紅光亦照到愛城來，不免有一些向往紅色生涯的附和者，寫這首詩以大楓樹作為警諫。”那么，如詩人所說，《衣缽》源自對“文革”的憤慨，《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對“文革”的憂慮，則《雨說》是否就可說是對“文革”結束、新時期到來的贊頌呢？這三首詩簡直可說是鄭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鑿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