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原文譯文及賞析
這兩段采取對比的寫法。一陰一晴,一悲一喜,兩相對照。情隨景生,情景交融,有詩一般的意境。由這兩段描寫,引出最后的第五段,點明了文章的主旨。在這一段里對前兩段所寫的兩種覽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現了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嘆詞。作者十分感慨地說,我曾經探求過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與上述兩種心情有所不同。他們的悲喜不受客觀環境和景物的影響,也不因個人得失而變化。當高居廟堂之上做官的時候,就為人民而憂慮,惟恐人民有饑寒;當退居江湖之間遠離朝政的時候,就為國君而憂慮,惟恐國君有闕失。這么說來,他們無論進退都在憂慮了,那么什么時候才快樂呢?他們必定這樣回答:在天下人還沒有感到憂慮的時候就憂慮了,在天下人都已快樂之后才快樂呢;作者感慨萬千地說:倘若沒有這種人,我追隨誰去呢!表示了對于這種人的向往與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時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寫作這篇文章的時間。
《岳陽樓記》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吳縣人,吳縣就是今天的蘇州。他出身貧苦,兩歲時死了父親。青年時借住在一座寺廟里讀書,常常吃不飽飯,仍然堅持晝夜苦讀,五年間未曾脫衣睡覺。中進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書,提出許多革除弊政的建議,遭到保守勢力的打擊一再貶官。后來負責西北邊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績。一度調回朝廷擔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的職務,可是在保守勢力的攻擊與排擠下,于宋仁宗慶歷五年又被迫離開朝廷。寫《岳陽樓記》時正在鄧州做知州。
《岳陽樓記》的著名,首先是因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時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他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岳陽樓記》末尾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一生行為的準則。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已成為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的信條。范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貶官在外,“處江湖之遠”,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態度,落得清閑快樂。可是他不肯這樣,仍然以天下為己任,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來勉勵自己和朋友,這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人要做到先憂,必須有膽、有識、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個先憂之士當他建立了功績之后還能后樂,才更加可貴。這兩句話所體現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品質,在今天無疑仍有教育意義。
就藝術而論,《岳陽樓記》也是一篇絕妙的文章。下面提出幾點來講一講:
第一,岳陽樓之大觀,前人已經說盡了,再重復那些老話還有什么意思呢?遇到這種情況有兩種方法。一個方法是作翻案文章,別人說好,我偏說不好。另一個方法是避熟就生,另辟蹊徑,別人說爛了的話我不說,換一個新的角度,找一個新的題目,另說自己的一套。范仲淹就是采取了后一種方法。文章的題目是“岳陽樓記”,卻巧妙地避開樓不寫,而去寫洞庭湖,寫登樓的遷客騷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時產生的不同感情,以襯托最后一段所謂“古仁人之心”。范仲淹的別出心裁,不能不讓人佩服。
第二,記事、寫景、抒情和議論交融在一篇文章中,記事簡明,寫景鋪張,抒情真切,議論精辟。議論的部分字數不多,但有統帥全文的作用,所以有人說這是一篇獨特的議論文。《岳陽樓記》的議論技巧,確實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