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蘿瀑布》教參－關于“生死謎、手足情”（宗璞）

關于“生死謎、手足情”（宗璞）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但是現在怎么能輪得到小弟！他剛50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后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臥床不起，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說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一年多，從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老師，照顧著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著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們都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一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捧著一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學校。畢業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間，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蕩不安的年月里，很難想像一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只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后，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里有許多人等著，他們一定要等著，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志們也會給他。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一面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里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在這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像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里，戰斗在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里了。他手術后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復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雨，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里都像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只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志起，還有空軍領導同志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陜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愿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他填志愿到西南，后來分配在東北，以后又調到成都，調到陜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后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復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嗎？多年來，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里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么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干部，壯志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惟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哭小弟》，載《鐵簫人語》，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