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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愈加刻厲不懈，發憤苦學，飽受恩師濡染，立志以身報君許國。左光斗在公務之暇，常與他交談時事，辯論古今，看出其宏大抱負和超凡才略，認為：“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天啟五年(1625年)，左光斗受到魏忠賢閹黨的誣陷，下了東廠監獄，一時京中人士避禍惶惶，噤若寒蟬。史可法不顧可能受到的殘酷迫害，從早到晚在獄門外等待，卻苦于無法入獄探望恩師。不久得知左光斗受了炮烙酷刑，早晚將死，更憂心如焚，千方百計籌集了50兩白銀，痛哭著跟獄卒協商，使獄卒深受感動，方能化裝進獄探視。史可法乍看到恩師席地倚墻而坐，面目焦爛難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忍不住跪下，膝行到左身前，悲痛交加，嗚咽哭泣，左光斗雖睜不開眼，卻能辨識出聲音，為愛惜人才，不愿史可法受連累，克制著似同父子之情，怒斥史可法速去。史可法只得忍痛揮淚而別。從此，史可法由起初只是感激左光斗的知遇之恩，發展到深思如何為官、為國。他深感祖父和父親的教育，主要出于期望家道之復昌，而恩師左光斗的盡心栽培，卻是欲使之作“志事”、“支柱”、“天下事”，成為國家棟梁。相比之下，左光斗的學識、品格、氣節和博大的胸襟，使史可法由衷欽敬，刻骨銘心。他常常對人“流涕述其事”，并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可以說，史可法后來受人稱頌的政績，和死守揚州所表現的崇高的民族氣節，是左光斗給了他十分重大的影響，左光斗對塑史可法的精神品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國難當先 為官清廉
明崇禎元年(1628)，27歲的史可法中了進士，授陜西西安府推官，此后歷任右參議、右僉都御史、風廬道。其間，由于受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立場的支配，鎮壓過農民起義。但史可法為官清廉，忠于職守，勤政愛民，關心人民疾苦，確實做過不少有益于民有補于國的善舉。如天府六安后，他“不煩公帑，不括民資”，曾“捐俸筑城”。崇禎十一年(1638)、十二年，六安發生蝗災瘟疫，糧價飛漲。史可法下令“平糶”，設粥廠9 處，賑濟災民，并上表朝廷，求免田賦。因此在六安“孺子婦人無不見公之真，勇人悍卒無不懷公之德”。崇禎十二年，清兵乘虛入關南下，史可法親督2000官兵馳援京城。崇禎十四年，清兵又至，史可法駐兵黃河邊，嚴陣以待，迫使清兵懾而退去。顯示了史可法盡忠職守并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崇禎十六年 (1643)，史可法擢升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他見南京文恬武嬉，軍營空額很多，于是上疏提出選練南兵等方略，為崇禎帝所贊許，命他整飭營務。這不免觸犯吃空額的將校的利益，使他們感到怨憤。這時繼妻楊氏因為他還沒有兒子，勸他娶妾，他嘆息說：“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只過繼堂弟史可程的兒子昭青為嗣。次年，明末農民起義軍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克北京，明思宗走投無路，在三月十九日自縊于北京煤山(今景山公園內)。四月初，史可法方聞惡訊，痛徹肺腑，立即會同戶部尚書高弘圖、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詹事姜曰廣等人，“誓告天地，馳檄勤王”。清兵在吳三桂勾引之下，打著明朝“除暴安民，替明君雪恥”的幌子，在擊敗李自成以后，便向明朝屬地長驅直入，形勢急轉直下。史可法亦由“聯清滅寇”的主張，改變為“御敵滅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復明的道路。當時崇禎皇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下落不明，存亡未卜，惠王、桂王道遠難至，而福王、潞王、周世孫“各避賊舟次”，這就出現了“立賢”、“立親”之爭。姜曰廣起初屬意立福王朱由崧，因為他是神宗之孫、光宗之侄、思宗崇禎之兄，較潞王為親；史可法等主張立潞王朱常方，他是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