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香正濃相關資料

之侄，“昭穆不遠，賢明可立”。他們認為福王“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有“七不可立”。姜曰廣等于是改變了初衷。后來，南京文武大臣集于中軍都督魏國公徐智能基府議推戴及鎮壓農民軍等事宜時，擁有重兵的鳳陽總督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只因座中主立潞王者多，馬士英便見風使舵，作暫讓步。不久，“葛衣角巾，舊枕敞衾，子影空囊”的福王，與常應俊數人，隨一葉小舟，流離飄泊到淮安。馬士英聞訊，暗中派人尋之，把福王接至鳳陽馬士英處，同時拉攏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大造“鳳督定策立福王”之論。史可法對馬士英的反復無常，很為不滿，寫信予以斥責，重申福王 “七不可立”的理由。陰險狡詐的馬士英新提重兵，分乘1200艘兵船，護送福王至南京，以武力威逼群臣擁立福王。馬士英以“擁戴福王”之功入閣以后，一面培植私黨，重用閹黨余孽阮大鋮等人，一面拚命排擠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諸大臣。他把史可法等人心存芥蒂。《青磷屑》中載有：“士英入參機務，可法動受其制，不得已而出”。

江北督師 步履艱難
南明朝昏君*臣們沉醉聲色，排斥異己，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驕兵悍將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面對清兵南下，各地守軍或望風而逃，或爭先迎降，甚至“為王前擊”的緊急局勢，史可法一幟獨耀，時刻以抗強虜收復國土為己任，雖被朝廷排擠，喪失兵部尚書實權，仍自愿督師江北，并決心駐守揚州，以身殉國。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次日，史可法被迫奏請到揚州督師，當然得準。時史可法雖掛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銜，而實際上，弘光帝以馬士英掌兵部事。十八日史可法出京，月底抵達揚州。其時在抗清戰略中，史可法奏準于江北設四鎮：封總兵官劉澤清為東平伯，轄淮海，駐于淮北，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封總兵官劉良佐為廣昌伯，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帶招討事。史可法以為，有此“實戰實守之計，御于門庭之外，以貽堂奧之安，則中興大業，即在于此矣”。可是事實遠非如他想像的那么順利，一到揚州，史可法陷入了錯綜復雜的新的矛盾之中，舉措至為艱難。江北四鎮同馬士英早有勾結，多方籠絡，故四鎮雖受封爵，卻都沒有按命在指定的地方駐防。而且，擁兵自重，飛揚跋扈，名為官兵，實勝盜匪，且各懷鬼胎，混水摸魚，趨利若鶩，總想伺機吞并別鎮，因此，磨擦時有發生。
對于繁華富庶的揚州，四鎮無不垂涎。高杰搶在黃得功的前頭趕到揚州城外，殺人放火，*淫擄掠，氣勢洶洶的企圖屯駐揚州。巡撫黃家瑞等，率民團拒守，互相對峙已一個多月。史可法是在這到處斷壁殘垣、田園盡皆荒蕪、內戰已亂的情況下，帶了劉肇荃等將領，只率本部 3000人馬而進駐揚州的。一到揚州，史可法立即著手調解上述矛盾。先差人飛騎發文書給黃得功和二劉，宣諭軍令，又請督餉的萬元吉好言撫慰，情詞懇切，使四鎮間矛盾暫緩。隨后，史可法親赴高杰兵營，以大義斥之。高杰十分蠻橫，反要求嚴懲揚州官兵，遭到史可法的斷然拒絕。高杰惱羞成怒，悍然扣留史可法，軟禁于福緣庵中，派新兵手執利刀，環守四周。史可法始終毫無懼色，日日以大義勸諭高杰。史可法的為國分憂，首先感動了在暗中注視的高妻邢氏，邢氏明曉大義，常勸高杰。高杰本已漸為史可法的精誠感化，再經邢氏說促，終于表示愿意俯首聽命。由于江北四鎮的調停，加之總兵劉肇基指揮得法，迅速收復了宿遷，逼使清兵撤去邳州之圍，暫收斂南侵的鋒芒。但是，因朝廷日趨腐敗，史可法的困難仍在日益加重。不但戰勝無獎，連正常的糧餉亦被馬、阮扣發，抗清之軍成為“不食之卒”。而弘光帝卻在南京“漁幼女，飲火酒，伶官演戲為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是時，馬士英將阮大鋮、錢謙益拉進閣中，重用私黨，朝歌夜弦，縱情朝夕。劉守周、高弘圖、姜曰廣諸賢先后遭斥，被迫告退。是時，朝廷綱紀混亂不堪，馬士英等實際已篡奪弘光朝的大權。史可法憂憤填膺，曾上呈奏疏，痛切陳言：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為清有，而我河上之防，反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枕戈待旦，破釜沉舟，尚恐無救于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與百執事之經營，有未盡然者，......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南明政權腐敗已透，此奏章自然無濟于事，由此卻表現了史可法強烈政治憂患意識和步履艱難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