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改革的背景和動因
1.有人提出，1992年剛剛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各科）教學大綱（試用），時隔幾年，是否有必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改革?
課程是實現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徑，是組織教育教學活動的最主要的依據，是集中體現和反映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的載體，因此，課程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是純粹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人們對特定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所作的主觀反應。因此，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不僅決定了一定社會中的教育是否要進行改革，而且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標乃至規模。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充分地說明了上述論斷。
整個教育發展史的事實表明，社會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變革，以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都將引發學校教育的重大變革。剛剛過去的20世紀之所以被人們稱做教育改革的世紀，其原因也在于此。
20世紀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迅猛的一個世紀。在社會發生如此急劇變革的時期，各國的教育必將隨之而發生相應的改革，其中，涉及面甚廣，可以被稱做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的就有三次。在這三次世界性的課程改革期間，為了使改革達到預期目的，各國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其規模或大或小的調整、完善更是難以勝數。
20世紀中國的教育也始終處于不斷變革的歷史進程之中。清朝末年學堂的興辦，癸卯學制的頒布，辛亥革命以及南京國民政府期間的教育改革姑且不論，僅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的時間而言，除了幾次重大的學制調整之外，在基礎教育課程和教材領域，至少進行了七次較大規模的改革。
眾所周知，我國的現代學校教育制度脫胎于歐、美、日等現代工業化國家的教育體制。盡管由于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以及國家所處的地域等存在著種種差異，各國的教育表現出互不相同的特點，有其個性的一面，然而，由于它們都是孕育、發展、完善于工業經濟時代，所以，它們又表現出了非常相似的共同的特點，又有其共性的一面。也就是說，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由于它對于工業經濟時代各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所以各國政府對于教育都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而且越來越自覺地把教育作為實現國家目的的重要手段，以至于許多有識之士都形成了這樣的共識，即國家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教育的競爭。
工業經濟時代的學校教育模式的功能或價值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即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生產者和勞動者，成為生產和消費的工具。學校教育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經濟價值。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人力資本理論。其專注于經濟增長、不顧人的發展的教育模式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然而，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這種教育模式的弊端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關注，要求對教育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不著手對基礎教育課程進行改革，將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世界各國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進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其原因也在于此。
2.當前整個時代發展具有哪些特征?對基礎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對當代社會發展的特征做出準確的概括并非易事，在這里，我們只談對當前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幾個時代發展的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
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的新技術革命，對人類的生產、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預示著人類發展新時代的到來。1996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發表的《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此后，“知識經濟”一詞便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
知識經濟是相對于人類曾經經歷過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而言的，是人類生產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變革。由于從20世紀90年代起，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其他生產要素貢獻率的總和，因此，人們把21世紀稱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因此，知識對于經濟發展的意義相當于農業經濟時代的土地、勞動力，工業經濟時代的原材料、工具、資本，而成為經濟發展的直接資源。
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素質和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知識勞動者將取代傳統的產業工人。所謂知識勞動者，主要是指從事知識、信息收集、處理、加工和傳遞工作的勞動者。此外，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將改變“文盲”這一概念的傳統內涵，“文盲”一詞將不再單純是指沒有文化、知識的人，而是指不能繼續學習，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識、技能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也把知識經濟稱為“學習經濟”。第二個特征是國際競爭空前激烈。
剛剛過去的20世紀，人類曾經經歷過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所謂“冷戰”時期，發生過150余場戰爭，而因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多達2000萬左右。“冷戰”結束后，被“冷戰”長期掩蓋的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宗教團體之間長期潛在的矛盾、沖突日益突現出來，國際間的競爭空前激烈。美國的霸權主義削弱了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權威和本應發揮的作用;美國等西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粗暴踐踏他國主權;信息技術發達國家的信息霸權在經濟、軍事以及文化方面對其他國家的控制、滲透，都使和平與發展不斷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如果說既往的國際競爭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軍事實力等方面，那么，當前的國際競爭則主要體現在綜合國力方面，而且這種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第三個特征是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困境。
這種困境主要是指人類目前面臨的諸如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的短缺、人口迅速膨脹等威脅著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在工業經濟時代，社會的發展主要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然而，科學技術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會造福于人類，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事實上，目前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乃是人類自身在善良動機下濫用技術的“副產品”。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除了人與自然和諧關系被破壞之外，由于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長期壓制，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還表現為人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削弱或喪失，而這恰恰是任何現代科學技術或物質力量都無能為力的事情。正是由于對上述問題的清醒認識，人們開始對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并從20世紀70年代起，提出了諸如協調發展模式、文化價值重構模式等各種新的發展模式。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包括我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們共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總之，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在21世紀，除了必須對人類既往的所作所為進行客觀的評價之外，我們還必須妥善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
從上述對當前時代的三個主要特征的闡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同過去時代在經濟發展、國力增強等方面的社會發展主要依賴于自然資源或物資力量相比較，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對于21世紀人類發展則具有越來越關鍵的意義。所謂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學習工具，即閱讀、書寫、口頭表達、計算和問題解決;二是要具備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只有這樣，他才能具有能夠生存下去、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才能積極參與社會的發展，并能終身學習。
3.為什么說當前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曾做出過舉世公認的、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種種錯綜復雜的原因使我國的發展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本次課程改革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意義。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在向我們提出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即所謂挑戰與機遇并存。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抓住人類生產方式轉變這一歷史性的機遇，我們就可以盡快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超越它們。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先例。19世紀中期，在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遭遇到的是同我國清朝政府相類似的命運。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抓住了19世紀后半期產業革命的機遇，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躍成為現代工業強國。其他如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等所謂“后發型國家”，在19世紀后半期的迅速崛起，同當時正在進行的產業革命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事例充分說明，生產方式的變革可以促成國家非常規的發展。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還是一個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人口大國。如前所述，對于綜合國力的增強來說，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換言之，同過去時代發展主要依賴于為數不多的精英人物相比較，當前我們更需要與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數以億計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在“人口眾多”這一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實面前，除了繼續執行控制人口增長的長期國策之外，充分開發和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把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就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是我國教育無可推諉的重大責任。誠然，我國能否很好地把握知識經濟時代生產方式變革這一歷史機遇，能否充分開發和利用我國的人力資源，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然而，教育畢竟是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教育在把握人類自身命運、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知識經濟時代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在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由于教育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起著奠基的作用，綜合國力競爭必將聚焦到教育上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乃是世界各國國力競爭的制高點，誰搶占了這個制高點，誰就將占據主動的地位，誰就將有可能最終贏得這場競爭的勝利。基于對教育功能準確而深刻的認識，黨中央、國務院適時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我國的教育已經被賦予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為了更好地擔負起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教育工作者應該深刻地反思我國教育的現狀，并認真地思考究竟應該如何擔負起這一歷史重任。
4. 為什么說我國基礎教育課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既往的七次課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于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目前我國基礎教育的現狀同時代發展的要求和肩負的歷史重任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我國基礎教育課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原因如下。
第一，固有的知識本位、學科本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所產生的危害影響至深，這與時代對人的要求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工業經濟時代學校教育的中心任務是傳授知識，因而，系統的知識幾乎成為“課程”的代名詞。知識之所以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人們賦予了知識一些“神圣”的特征。知識不僅是絕對的，而且也是客觀的，因而，知識成為了外在于人的、與人毫無關系的、類似于地下的礦物那樣的客觀存在物。對于知識而言，人們惟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發現”。對于學校里的學生而言，他們的任務乃是接受、存儲前人已經“發現”了的知識。在這種知識觀的指導下，學校教育必然會出現書本中心、教師中心、死記硬背的現象。“課程即教學的科目”或“課程是教學內容和進展的總和”等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觀點。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這里的“教學科目”或“教學內容”主要是教師在課堂中向學生傳授分門別類的知識。這種課程觀最大的弊端是:教師向學生展示的知識世界具有嚴格的確定性和簡約性，這與以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為特征的學生真實的生活世界毫不匹配，教育、課程遠離學生的實際生活。在實踐中，與知識、技能的傳授無直接關系的校內外活動，往往被看做是額外的負擔而遭到排斥。這種知識本位的課程顯然是不符合時代需要的。
知識屬于人的認識范疇，是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并得到檢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更像動詞（即知識乃是一種“探究的活動”），而不是名詞（即知識是絕對的、不變的“結論”）。換言之，無論新知識的獲得或是現成知識的掌握，都離不開人的積極參與，離不開認識主體的活動。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探究的過程、選擇的過程、創造的過程，也是學生科學精神、創新精神，乃至正確世界觀逐步形成的過程。為此，必須拆除阻隔學校與社會、課程與生活之間融會貫通的藩籬。惟有如此，學生才會感到，學習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額外的負擔;并且，原先在被迫接受的“學習”活動中處于邊緣位置，有時甚至作為教育的消極因素而遭到排斥的情感、體驗才能獲得與理智同等的地位。
第二，傳統的應試教育勢力強大，素質教育不能真正得到落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始終縈懷于中國人民心中的“強國夢”，伴隨于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知識爆炸”，以及普遍存在于“后發型國家”一定發展階段教育之選拔功能的突顯等因素，又使我國學校的課程體系表現出下列一些特征:對于書本知識的熱衷追求使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厭學情緒不斷加重，學生為考試而學、教師為考試而教。現在，人們已經把目前我國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存在的種種弊端概括為“應試教育”。
李嵐清副總理在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從總體上看，素質教育的成效還不夠明顯，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一些地方開展素質教育還是號召多而落實的措施少，一些學校對素質教育的理解和實施存在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向，個別地方應試教育愈演愈烈。”陳至立部長在此次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中指出:“推進素質教育步履艱難，基礎教育還沒有擺脫‘應試教育’的慣性和影響，在一些地方就像有的同志形容的‘素質教育喊得震天動地，應試教育抓得扎扎實實’。”我國1986年實施義務教育至今才十余年，尚缺乏構建和實施義務教育課程的經驗積累，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從1996年7月開始，組織了六所高等師范院校的有關專家研討并制訂了九年義務教育課程實施狀況的調查方案，并于1997年5月在九個省、市對城、鄉16000多名學生、2000多名校長和教師、部分社會知名人士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凸現出現行課程方案所顯示的種種問題:教育觀念滯后，人才培養目標同時代發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適應;思想品德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不強;課程內容存在著“繁、難、偏、舊”的狀況;課程結構單一，學科體系相對封閉，難以反映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新內容，脫離學生經驗和社會實際;學生死記硬背、題海訓練的狀況普遍存在;課程評價過于強調學業成績和甄別、選拔的功能;課程管理強調統一，致使課程難以適應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學生多樣化發展的需求。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它們對實施素質教育的制約及產生的不良影響，都足以說明推進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和針對性。
我們必須看到，世紀之交，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近年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無論是反思本國教育的弊端，還是對教育發展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往往都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入手，通過改革基礎教育課程，調整人才培養目標，改變人才培養模式，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這些國家都把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作為增強國力、積蓄未來國際競爭實力的戰略措施加以推行。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曾指出:“現在小學一年級的娃娃，經過十九年的學校教育，將成為開創21世紀大業的生力軍。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一著，如果現在不向全黨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會誤大事，就要負歷史的責任。”基礎教育是關系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千秋大業，因此，振興教育，全民有責。我國廣大的教育實踐工作者、理論工作者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者正是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胸懷全國每一位學生全面發展的關愛，腳踏實地地投身于這次課程改革中去的。
5.各個國家的課程改革有什么特點?對我們有什么啟示?
如果要把各個國家，哪怕是重要國家的課程改革一一列舉出來，無疑將是一份很長的清單。然而，各國目前課程形成的歷史及其價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而且，處于同一時代的世界各國教育或學校課程必然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所以盡管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差異，但各國的課程改革還是表現出以下一些共同趨勢。第一，政府參與并領導課程改革。
由于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起，教育受到了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關注，除了大量增加撥款給予教育改革以財政支持之外，由政府支持并組織有關專家、教師、教育管理工作者、家長等參與的各種研究報告、課程改革方案、教育法律、教育政策等文件紛紛出臺。僅在80年代，美國此類文件即達數百份之多。1990年，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曾召集各州州長在弗吉尼亞大學舉行了“教育首腦會議”，提出《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此后，美國又提出了關于英語、數學、自然科學、歷史等學科的全國統一標準。其他如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等國政府也都制定了課程標準或類似課程標準的文件。就亞洲的情況而言，日本的課程審議會議于1998年發表了關于改善中小學課程標準的審議報告，同年，文部省頒布了相當于課程標準的《學習指導要領》。韓國教育部在1996年的《韓國教育》白皮書中提出了韓國第六次課程改革的目標。而在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的課程改革中，行政部門的組織、發動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課程改革的焦點是協調國家發展需要和學生發展需要二者之間的關系。
20世紀教育發展的歷程表明，滿足各自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發展的需要乃是各國不同時期教育發展和課程改革惟一的追求目標，而學生的發展幾乎成為了一種教育奢侈品。正像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嚴峻的事實已經表明，離開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需要而片面追求物質生產高速度發展，離開人之為人的文化精神，即人文精神的發展，已經使人類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已經引起了人們的警覺。毫無疑問，國家發展的需要依然是這次課程改革的首選目標。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1997年的一次講話中明確指出，為了迎接21世紀知識經濟對美國的挑戰，必須要讓每一個學生學到在激動人心的21世紀里取勝的東西。從20世紀80年代起，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變始終是日本政要的目標。然而，與既往的做法不同的是，這次課程改革不再把學生看做是裝載知識的容器，或攫取自然資源、從事物質生產的工具，而是把今天的學生當做國家和人類社會未來的主人，因而非常注重學生的發展，因為這不僅是發展經濟和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需要，也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此，對于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說，促進學生的發展既具有“手段”的價值，又具有“目的”的意義。
第三，課程改革具有整體性。
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蘇聯的課程改革，不僅歷時長久，而且規模浩大，然而就其內涵來說，卻是非常有限的。盡管兩國的國情以及理論基礎互不相同，然而它們卻表現出驚人的相似:讓學生在更短的時間內更好地掌握更多的科學和文化知識。因此，兩國都耗時費力地組織了各門學科的第一流專家重新編寫教材，更新教學內容，以容納各類“最新”“最先進”的知識。這次課程改革除了重新厘定課程目標之外，還對基礎教育的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及其組織方法、課程實施、課程評價等涉及“課程”的幾乎所有方面加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