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學的文化反思
江蘇/唐鋒盧
長期以來，學生作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雷同”。人們呼吁不要雷同的作文，也進行了各色各樣的作文教學改革，但是往往摸不到癢處，因此收效不大。作文教學為什么是今天這種局面，這種局面背后存在著怎樣的失誤，這是我多年來思考最多的問題。
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生作文的“雷同”與目前作文教學中存在的思想教育任務有密切的關系。思想教育任務在作文教學中歷來占有很高地位，對作文以及作文教學影響也最大。然而，長期以來這一點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研究，另外一方面，也因為思想教育對于寫作教學的“教”和“學”的影響處在潛在的、隱蔽的狀態，得到一個清晰的認識并不容易，所以，對于思想教育影響作文以及作文教學的情形也就沒有認識，抑或僅有的認識也停留在感性訴求階段。下文我試圖從文化現代化變遷的角度對思想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學進行反思和分析。
雷同的寫作
寫作是最具有個性的活動，因此也是最忌諱雷同的。但是目前學生寫作出現的最突出的現象就是雷同，雷同“成了學生作文的通病”。 [1](p.234)翻開學生的作文簿，看看學生發表的習作，往往給人的感覺就是似曾相識。每一年高考閱卷過后的作文評析，都會批評學生作文“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學生在作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一律，結構相似，甚至語言本身都沒有多大的差別。而且多少年來這種情況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以致于每年高考閱卷后的作文情況通報本身也都有些雷同。
從現實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深刻地看到人們不僅僅在作文，更是在有意無意地“匯報”自己所受到的“思想教育”的成績，尤其是在表明政治上或者道德上的立場、態度等。人們并不單純的為提高寫作水平而進行作文教學的“教”和“學”，人們更是在為貫徹思想教育的要求而進行作文的“教”與“學”，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在作文中育人”或者被稱為“將思想教育滲透在作文教學中”。
具有教育性的寫作
“寫作教學，通常地稱為作文教學，作文是衡量學生語文水平的重要尺度。寫作教學與閱讀教學構成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擔負著培養學生現代語文的寫作能力的重要任務。”[2](p.197)這里對于寫作教學的說明應當說揭示了寫作教學的目的。但是寫作從來就不單純是寫作能力的培養或者單純的技術訓練，而是歷來被看作有“教育性”的活動。 “寫作教學不是單純的寫作技能訓練，而是思想認識、表達能力的綜合訓練。寫作訓練內容中的思想性、社會性，決定了它必然蘊含著諸多思想教育的因素。這就使寫作教學具有顯著的教育性。“在作文中育人”或者“將思想教育滲透在作文教學中”，這在作文教學理論話語中，一般是指“寫作的教育性”。具體來講，就是指在寫作訓練的過程中，在傳授寫作知識、訓練寫作技能的同時，使學生的道德情操、審美觀念和愛國主義精神等受到熏陶和培養，學生的個性也能得到發展。”[3](p.202-203)這樣看來，所謂“教育性”就是在寫作過程中對學生進行特定思想內容的教育，這也是語文教學中思想教育的組成部分。另外一本作文教學專著認為中學作文教學目標 有一條就是“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進一步要求“把作文過程當作道德情趣高尚化的過程，是靈魂凈化的過程”。[4](p.13)剔除這里表述語言華麗的表象，說的也就是“通過作文教學進行思想教育”這個意思。
人們賦予寫作以思想教育的任務，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中國自古及今都很強調寫所謂的“道德文章”，延伸到作文教學中就是“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且要求學生在作文產品中直接地將“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表達出來，再進一步地以此來判斷學生是否養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里所引述和說明的，是要求在作文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比較顯在的說明，而在具體的寫作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對于學生寫作能力的影響卻并非能夠明顯地觀察和認識到的。綜觀我們若干年來作文教學研究中關于“作文教育性”的論述，一直就停留在“主張”和“如何實行這一主張”范圍內，從來沒有“審視”過思想教育要求對于學生寫作能力的影響問題。
事實上，要研究這一問題，局限于作文教學本身的研究范疇是不能揭示問題癥結所在的，必須將這一問題放到更為廣闊的研究背景中去，必須把“作文”與寫作文的人、與某一具體的社會文化對于其中的“人”（寫作者）的規范聯系在一起考慮。如果說過去我們習慣于按照既定的視角看待作文并構建作文教學理論和從事作文教學實踐，很少或者不能對“作文何以成為可能”的“文化前提”進行研究和反思，那么現在，我覺得我們首先必須研究和反思“作文何以成為可能”的“文化前提”，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適合該文化關于“人”的規范要求的作文教學理論。因為語文（包括作文）具有特殊的文化品質，通過“文化視角”來看看我們過去的作文以及作文教學就是一個適宜的角度。在這里，我們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寫作教學的教育性問題，也就是作文教學中思想教育問題。
在作文教學中，思想教育的內容主要是該文化中規范特征的部分和被先定為正確的“思想”。在語文教學（包括寫作教學）中所進行的這種“思想教育”，從文化角度來看，是社會對未完全社會化成員進行教化、規勸、訓誡的一種方式，是通過教育對人實施精神上的影響、控制，對人的行為進行規范的一種手段。這種思想教育使得接受該教育的人能相對地分享共同的世界觀、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觀，并且通過這種“思想教育”使得生活在該文化中的人有精神上的歸宿感和依賴感，從而維護了社會現有的秩序和穩定，保有社會有序地生存和發展。任何文化、任何文化任何階段都需要這種“思想教育”。一個社會沒有規范，就會亂，一亂就使社會因失序而倒退，弄得大家都活不下去或者痛苦地活著，所以，思想教育歷來都受到重視。西方國家“在他們的教材內容和教學活動的安排中，崇尚個人主義、自由平等、鼓勵競爭、講究實際等價值取向顯而易見。相比較而言，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漢語文教材，價值觀念側重于社會責任感，評價標準是個人對社會貢獻；西方側重于個性的發展、評價標準是個人的成就。”[5](p.8)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試圖通過母語教學將學生納入到社會生活規范中去。而能夠進入教科書和課堂里的“思想”，是經過社會主導力量精心選擇的，那些符合統治要求的被選中，另外一些則被閑置和批判。[6](p150)這些思想往往被表述為真理，被認為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如此說來，思想教育問題在文化中也是一個社會控制的問題。任何文化都要通過國家機器以及風俗、習慣和道德教誨等方式將個人的行為、言語納入社會模式中去，借以維護社會存在和發展。教育就是有效的、通行的社會控制形式之一。語文教學因為其特別的文化品質，從來是社會控制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在語文教學理論話語中，這種“社會控制”是以“思想教育”或者“教育性”來指稱的。
一般說來，寫作教學具有教育性是一個規律性的認識和總結，具有普適特點。但是，在具體文化環境中，人們通過寫作教學所進行的思想教育的目的、具體內容以及實施方式都是有所指的。簡單地說，在中古文化環境中以“代圣人立言”為主要標志，到現代文化環境中就是“吾手寫吾心”，以“創造”為終極指向。這也就是說寫作教學與思想教育的關系隨著文化的變遷而變化的。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向世俗化方向發展的過程中，教育的分科體系的確立，寫作教學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獨特的任務，葉圣陶說：“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和寫作的訓練。”[7](p.57)事實上，思想教育是屬于道德、政治信念等文化規范特征的部分，與旨在培養學生書面語言表達能力的寫作教學是兩個領域的內容。把學生書面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過程變成思想教育的過程，應當說是前現代社會的通行做法，在文化向世俗化方向發展的環境中，仍舊這么做，可以說是沒有經過思考的非理性的傳統跟隨行為，也與文化發展的實際不相一致。最直接地說，就是寫作教學培養言語表達能力的目的根本不能達到。若干年來的作文教學成績可以為之證明。另外一方面，寫作教學的本身又具有天然的“教育性”，或者說具有“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在現代社會文化環境里以培養寫作能力為目的寫作教學中，這種教育性是定位在其附帶功能上的，而且思想教育目的、內容和方式與過去一元化的、同質的思想教育迥然不同。
思想教育與雷同化寫作
在寫作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應該說比語文教學的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環節都來得嚴格和隱蔽。我認為，這對學生作文能力培養的影響也最大。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正是目前這種一元化、同質的思想教育的要求使得學生作文出現雷同化傾向。但迄今為止，很少有人作這方面的思考。相反，人們樂于提倡和忙于貫徹“寓思想教育于作文教學之中”。
現實當中，人們常常特別強調作文內容和主題的“積極健康”，并把它作為作文最重要的規定，也是作文考核的第一條標準；從具體的寫作過程來說，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寫作指導中把“審題”作為寫作第一道關鍵性的程序，因為所謂“審題”事實上就是對命題者思想要求、價值取向的揣摩，從而保證自己的寫作與命題者既定的“思想”要求保持同步，這與古人寫作“代圣人立言”首先要把握圣人之“道”是一個意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文教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異化為社會對于它的成員的“思想”進行控制的手段了，所以學生作文最怕“跑題”。在這樣的作文教學中，“教”就是將已經規定好的“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傳授給學生的過程，從而通過寫作教學將預定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和政治思想內化到社會成員的言行中，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學”就是將已經規定好的“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等外在要求內化的過程。
在作文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這是中古文化形態社會（圣化社會）的通行做法，因為在中古形態的社會中，作文的目的在于“教化”，在于“代圣人立言”。以過分強調“思想感情積極健康”的作文教學，在本質上與“代圣人立言”的作文教學沒有差別，也是泯滅“個我”成為“代社會立言”的“大我”的實踐過程。目前學生普遍“不喜歡學語文，害怕寫作文”，其實就是對這種一元化、同質“思想”和負載這種一元化、同質“思想”載體文字以及試圖通過語文教學培養這種思想“復制能力”的厭倦，在這樣的作文教學中求創造性的作品，無疑是癡人說夢。這也就是圣化社會的情形，也可以說是圣化社會的常態。現在中國社會文化向世俗化變遷，個體權益和世俗情懷受到尊重，人存在的差異性得到強調，個性成為文化追求的品質，再讓大家用不同的頭腦來想一樣的東西，按一樣的程序思想已不可能；如果一定要如此，大家就只有用編造相同的假話，空話、套話來應付。目前，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小學生作文就是應付的產物。
可以這么說，學生寫作中這種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編造的“雷同”和“一律”現象，也是國家對人才的政治方面的簡單、一元的要求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自建國以來，國家為所有的成員設計的思想是“紅”，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內涵有所變化，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一元的、取向單一的、意識形態的特征沒有什么不同。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對于人才的總體設計才有了變化，但是在教育尤其語文教育中，這種變化并沒有體現出來，語文教學仍舊在舊有的軌道上因循前行。既然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時期，還想將一元的思想通過寫作教學涵化到學生的言行中去，那么就會搞不下去，就會有不滿和批評，所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語文教學的批評之聲甚至達到語文獨立設科以來最激烈的程度，所謂“誤盡蒼生是語文”。在我看來，在這些言辭激烈的批評中，韓軍的“偽圣化”比較擊中要害[8]。
寫作教學中的這種一元化、同質的思想教育事實上已經成為作文教學的主要任務，學生作文能力的培養也就只能停留在空喊口號之中了。如果對此缺乏認識，則對于大家辛辛苦苦教作文而結果作文總是沒有成績這一現象只有困惑不解了。事實上，既然“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都已經是嚴格規定好的，都在一整套嚴密的思想規范之中，任何有差異的個人化表達都要受到以同一的標準所進行的審查、批評、指導、評價，要想寫出個性化的、獨創性的文章難矣。換句話說，通過寫作教學中思想教育（是整個社會思想教育的組成部分）在培養具有一樣、單一、同質思想的人，卻同時要求具有一樣、單一、同質思想的人（“千人一面”）寫出不是“千篇一律”的文章，豈不正是自相矛盾，豈不正是南轅北轍。所以，我認為：學生作文雷同化的根源在于這種一元化、同質的思想教育的過度要求，在于思想教育對寫作教學的控制、壓制、利用、改造和遮蔽。
在這里有必要作一個小小的聲明：我并不反對在作文教學中讓學生受到思想教育以及“做人”的熏陶。但是我反對在作文教學中以“思想教育”“做人”的名義來規定學生“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借以達到涵化社會規范的目的，而忘記了作文教學本身目的在于培養言語表達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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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韓軍.反對偽圣化[N].中國青年報:“冰點”專欄，1999-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