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絕唱汪曾祺

中國文壇還算是幸運的，二十世紀末葉出了個作家汪曾祺。一個隨和的老頭，不經意間留下了二百多萬字的作品。誰知這不算豐碩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隱于云彩里，時不時就淋濕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歸類于“作家”這個群體，他的寫法與寫作心態都呈現出一種“異類”的味道，把寫作當作敲門磚、以敲開各種利益之門這種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說了，就連嘔心瀝血圖個傳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沒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澆著了菜菜青了，灌著了樹樹綠了，或者浸活了種子長出了莊稼，甚至什么都沒潤澤只自個兒活潑出一曲天籟，都順其自然。

但是這泓水又是人間的水，亮晶晶地染著人間的煙火。只是一個“善”字一個“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鎖束縛不住他，功利的誘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時，他癡癡地戀著人間；死了，人間便常常地想著他。盡管也有誤解，總是無法抹殺廣大的普通人對他與他的作品的喜愛。比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后的一個士大夫，有人說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塊白云，其實都不大準確。

眾說紛紜之中，胡河清與摩羅對他的探究可謂別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靈地緬想》一書中說：“汪先生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漩渦里，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敬慎不敗，得力于道家的謙沖之道亦深矣，”并說汪老先生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中有三種躲避解脫的辦法。一是躲入有著極強“間離效果”的京劇，“似醒非醒，冷眼覷著喧鬧的塵世間不斷上演著的一出出鬧劇、悲劇和喜劇”；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讓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動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狀態”；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愛情之中，“編造關于巫山云雨的夢境成了他們對于殘酷歷史過程的一種特殊的心靈規避方式”。摩羅先生則在胡河清躲避解脫說的基礎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瞞”和“騙”的“溫馨”，甚至把他視作“一個個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劇”——“我不再期待從他筆下讀到直面人生的悲劇，我把他本身讀作一個悲劇�！�

但是汪曾祺在歷史的天宇中、尤其是在文學的銀河中，到底是怎樣一種星座呢?

我們還是先從他的內心剖白中探尋一下其靈魂的真跡吧。

他說：“一個隨人俯仰、毫無個性的人是不能成為一個作家的�！蹦敲此�的個性是什么呢?從對他影響較深的中外作家歸有光、魯迅、沈從文、廢名和契訶夫、阿左林是可以看出一點端倪的。他對于西班牙阿左林的評價是“熱情的恬淡，入世的隱逸” (《談風格》)。其實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個性恬淡，卻因善良而對普通人敞著炭火一樣的心懷；不事張揚，喜靜守獨，又因熱愛而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并對生活始終懷著深深的眷戀。他在《自選集重印后記》中直言：“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世事是悲哀的，便讓悲哀滲透在作品里。普通人里又畢竟生長著美與善，那就在作品里“發現對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師臨終的偈語‘悲欣交集’，我覺得，我對這樣的心境，是可以領悟的”。他是那樣地理解與欣賞老師沈從文，說他之所以寫《邊城》、《邊城》之所以寫得這樣美，就是“因為他愛世界，愛人類” (《又讀(邊城)》)。這不也是他的自況嗎?“我對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你可以稱我是一個生活現象的美食家”。(《小說三篇》)“有人讓我用一句話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我是一個中國人》)

他是本質意義上的“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對于非人道的東西，他雖然沒有電閃雷鳴、金剛怒目式的抗爭，卻也絕對沒有茍且躲避，取消生命的自我，更不會認同與合流。胡河清與摩羅雖然對汪曾祺作了獨到的研究，但其結論卻因進入他的靈魂而又從他的靈魂深處滑開，從而過猶不及，離開了真正的汪曾祺。

真正的汪曾祺有著自己的憤怒與抗爭。

對于寫過《駱駝樣子》、《龍須溝》、《茶館》等傳世之作的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驕陽》一文的結尾，寫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對話：“這么個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說共產黨好啊!”“這么個人，舊社會能容得他，怎么咱這新社會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艱難唯一死呀’!”“‘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边@與《茶館》里“我愛國可誰愛我啊”的那句臺詞，何其相似乃爾!這是輪回還是停滯?是前進還是倒退?是解放后的“新”還是唱了兩千年終也唱不完甚至更加變本加厲的“老調”?數十年的光陰竟然白過了嗎?只這輕輕幾句對話，便向國人揭開了掩飾著悲劇的帷幕。

對于當年數百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被趕被騙被“流放”，汪曾祺更是進行了撕人心魄的控訴：“知青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塊癌腫。是什么人忽然心血來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純潔、輕信、狂熱的年輕學生(老三屆)流放到‘廣闊天地’里去的?這片天地廣闊，但是貧窮，寒冷，饑餓。尤其可怕的是這片天地里有狼。發出那樣號召的人難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層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學生交給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來往狼嘴里送。我們對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筆債的”(《一個過時的小說家的筆記》)。將無罪的“整整一代”年輕學生進行“流放”，這不是一種深重的罪孽嗎?而且這種罪孽還竟然是一種“心血來潮”式的隨意試驗!否定與憤怒的筆觸，更直接指向那個“發出那樣號召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當過“右派”、而后又在“文革”中倍受凌辱的人。他之所以對于自己的苦難能夠“隨遇而安”、甚至感到“三生有幸”，也許是他的眼睛老盯著普通人的苦難、只顧憐憫而忘記了自己的緣故吧?但也正因為自己有過長時期的切膚之痛，也才能直針穴位，一語中的。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大半時間都是在運動中耗掉的”，發著悲憤的喟嘆，直言“‘為政治服務’是一個片面性的、不好的口號”，呼吁作家“從‘為政治’回歸到‘為人生’” (《文集自序》)；“還是讓畫眉‘自覺自愿’地學習，不要灌輸，甚至強迫。我擔心畫眉忙著學這些聲音，會把它自己本來的聲音忘了。畫眉本來的鳴聲是很好聽的。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錄音壓鳥》)

北京國子監的那通明太祖訓示太學生的碑，一定在他心頭壓了好久了。碑上，明太祖將懲治鬧學潮學生的辦法定得明明白白：“凌遲了，梟首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將人零刀子片了，再割下頭掛在桿子上示眾，而后還要株連九族，流放全家。汪曾祺對此一點也沒客氣，說“他的這篇白話訓詞比歷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類的話都要真實得多，有力得多”(《國子監》)。這就是封建王朝的知識分子政策，一種將鸚鵡學舌定為主旋律的不許自由發聲的政策。從明太祖朱元璋到北洋軍閥段祺瑞，再到國民政府蔣介石，五六百年間，只從凌遲“進步”到槍殺，真可謂換湯不換藥，不許自由發聲的獨裁與專制依然不變。

經過了“反右”和“文革”的汪曾祺，回首間早已走出自己構筑的“隨遇而安”的小巢，發出了自己心底慟然的鳴唱：“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隨遇而安》)

看到被普通人摸得鼻子發亮的美國總統林肯的銅像，這個儒味十足、被稱作“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人，一定是對孔夫子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懷著深深的厭惡吧?此時此刻，他不僅想起了林肯的“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那句名言，而且感慨系之：“自由是要以平等為前提的，中國很缺乏平等�！薄皣鴥雀懔四敲炊噙\動，把人跟人之間都搞得非常冷漠了�；貒�之后，我又會縮到硬殼里去了”(《美國家書》)。這些家書，是他在1987于美國講學時寫給妻子的。其時，國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了。又過了將近四年，這個隨和的老頭，再一次地實話實說：“我們這個社會迄今仍帶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隸社會的痕跡�！�(《一種小說》)

但是，汪曾祺畢竟是一位“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不擅憤怒，長于慰藉；不擅譴責與鞭撻，長于贊美與詠嘆。他要用對于脆的人心的體貼與呵護，對于人性的呼喚與熱愛，和對于隱于民間、滲透在生活中的善與美的發現、再現與禮贊，完成他的世紀末的絕唱。

巨大的愛已經讓他進入到忘我的境界。他只顧勤懇地疏松著已經板結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營養的種子，堅信再多的災難，也不能永遠奪走人類豐收的季節。我看到，一尊洋溢著人性的善與美的女神，正披著晨曦，儀態萬方地塑起在東方。

在汪曾祺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魯迅。魯迅和汪曾祺是兩種性格的人，一峻急，峻急如暴風中的大海；一舒緩，舒緩似春月下的小溪。但是他們又有著相通與相似，這便是在他們的心之深處都有著茂密的愛，而且是母愛。汪曾祺特別記得并著重提起過蕭紅與魯迅的一次對話。蕭紅有一次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說，是母性的。對此，一貫濃情淡出的汪曾祺似乎也掩不住情感的波瀾，說：“魯迅的話很讓我感動�！苯又�，又帶點悲涼意味地補充道：“我們現在沒有魯迅�！边@些話，他說在1991年的1月。

而他的“我們現在沒有魯迅”這句話，正是他以母愛之心，為青年黑孩的散文集所寫序言里的一句話。就在這篇序言的最后，他還像母親一樣祝福就要遠去日本的黑孩“一路平安”。從他喜歡、理解、體貼、尊重、學習青年的言行里，我感到已經久違的魯迅式的母愛。他為何立偉的小說集寫序，七十多歲的人，整整花了兩天的工夫，寫下了四千五百多字。只在末了點出立偉初期作品“奇句過多”的毛病，還怕傷了青年的創作熱情，疼愛地自語著：“不知道立偉會不會難過�！�(《從哀愁到沉郁》)

實際上，世界上真正偉大的，往往就是這種“無緣無故的愛”，尤其在情感被規定、規范成一條河流，必須注入帶點神癨\味兒的龐然大物的時候，這種愛就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所以汪曾祺在敏感卻又最易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身上，在生計艱辛卻又少有依靠的普通人身上，付出著，也發現著這種彌足珍貴的情感。當然，他的生命，也便在這付出與發現的同時，獲得自慰與歡悅。

他被明代散曲大家王磐所感動，就因為王磐通過“目驗、親嘗、自題、手繪”，為沒誰真正關心的老百姓編了一部《野菜譜》。他為也同是明代的詩人、狀元楊慎的悲慘命運而淚下，并縷述其因“言論自由罪”、只身被貶謫云南三十七年，直至七十一歲上孤單地死去的痛苦一生。對于他的老師沈從文，他更是用理解、用自己的做人和為文，表達著欽佩和熱愛。他知道老師本來可以寫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寫作的老師心里積藏著沉沉的郁悶，知道了又不能說出，只好讓理解與愛化入告別遺體時的淚水里：“我走進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讓我感動的，還是他那以與普通人為伍為榮，與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簡直是和他南轅北轍，更遑論“最后一個”。

1986年，離家四十七年、已經六十六歲的汪曾祺回家了�；丶业耐粼�祺沒有忘記自己上幼稚園時的王老師，去看她，帶著北京的果脯，更帶著專門為老師寫的一幅字：“‘小羊兒乖乖/把門兒開開’/歌聲猶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從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師恩母愛/豈能忘懷/愿吾師康健/長壽無災�！薄皫煻髂笎邸�，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這首詩，讓王老師哭了一個晚上，也為老師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溫馨的暖色。

他還會對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賣燒餅的女人“充滿了敬意”；那個背著揚琴、點著麻稈、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會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飽嗎?”難怪他要呼吁引進美國盲人的夜光麻稈，好讓人在黑夜里為盲人讓路；從小聲說話、低頭走路的畫工管又萍，他體察到了從來不署名的畫像畫工的辛酸；至于發生于舊社會的、挑夫的女兒巧云和小錫匠十一子的“自由戀愛”，冒死從潭中撈起女尸、卻將掙來的十塊錢全給了人治病的“陳泥鰍”，他更是給以傾心的贊頌。

別說人了，就是動物草木，也能牽動起他的情感。1980年12月29日清晨，他寫了《天鵝之死》，對那位傷殘于“文革”工宣隊的凌辱之下的芭蕾舞演員白蕤，對那只斃命于“文革”之后青年的槍口之下的白天鵝，傾注了全副的熱愛，并用流血的心呼喚著人性的回歸：“天鵝天鵝你在哪兒?天鵝天鵝你快回來!”以至七年之后，當他重校這篇文章的時候，仍然是“淚不能禁”。

就這樣，在冷酷的歷史與現實之中，他撿拾起被人遺忘或被專制統治者踐踏的仁愛、善良的人性種子，拂去蒙塵，育出一株株小苗，再用心血勤勤澆灌。他知道還會有風有雨，甚至風暴冰雹，但是他堅信，這些小苗，肯定能夠長成大樹的。只有具備了這種樹木生長的環境，只有這種樹木連成海洋般的森林，人間才有味道，中國才有希望。

這就是汪曾祺——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對人的關心，對人尊重和欣賞。”(《我是一個中國人》)

汪曾祺心里頭有神不?有。他全身心地敬這個神、愛這個神。這個神不是天上玉皇、海中龍王，而是上面說的那位人性女神。這人性之神，善是當然的了，還有一面那就是美。面對齷齪和險惡，面對無助和絕望，面對苦難與死亡，汪曾祺總是樂此不疲地告訴人們：瞧瞧她，瞧瞧她吧，瞧瞧這位美的女神，她就在你的身邊，她就在我們的心里。

“飛起來露出桃紅色的翅膜，格格格地響”的，是綠蚱蜢；“不緊不慢，湯湯洄洄，似若有所依戀”的，是伊犁河；“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是老舍；“他們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們還一定不貪權勢，甘于淡泊。夫妻間一定不會為柴米油鹽、兒女婚嫁而吵嘴”的，是一對童心未泯的摘枸杞的老人；而為丈夫前婦的小男孩兒買下好多東西，又用勾針給其勾一頂大紅毛線帽子、有著“一顆很善良，很美的心”的，一定是那個愛上個放蜂人的四川女人了。

人性的恢復，我們還要走相當長的一段路。我們欠賬太多。不要說去發現、欣賞人性之美，我們甚至還在以人性之丑之惡為美，而把真正人性之美的花蕾踩入爛泥中，或扼殺在心靈的萌發時。我們總是強調整體而忽略了細胞，甚至不惜窒息、扭曲一個個細胞的活潑的生命，來換取整體暫時的平衡和穩定。其實，整體的健康與活力，全仗著細胞的健康與活力，一旦細胞出現了無可逆轉的癌變，等待著整個肌體的，只能是完結。汪曾祺先生自從將美育的擔子挑在肩上，就再也沒有松閑過。他說“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他認為美育“是醫治民族創傷，提高青年品德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我們的青年應該生活得更充實，更優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砸搶分子”(《關于〈受戒〉》)。

所以，他將美推向了極致。

《葡萄月令》里葡萄簡直就成了仙子，讀來讓人心頭美得酥酥地離開了一切凡塵——“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鋪著白雪的窯里。二月里刮春風……葡萄藤露出來了，烏黑的。有的枝頭已經綻開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蒼白的小葉。它已經等不及了。三月，葡萄上架……葡萄藤舒舒展展，涼涼快快地在上面呆著。四月，澆水……葡萄喝起水來是驚人的……從根直吸到梢，簡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八月，葡萄‘著色’。下過大雨，你來看看葡萄園吧，那叫好看!白得像瑪瑙，紅得像紅寶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串，飽滿、磁實、挺括，璀璨琳瑯。你就是把《說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來吧，那也不夠用呀!”

所以，他把情推上了極致。《受戒》當是不朽的傳世經典。

美麗的村姑英子與聰慧的小和尚明子的純真愛情，在美麗的湖中漲向高潮：“小英子忽然把槳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說話呀!’明子說：‘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聲地說：‘要!’‘你喊什么!’明子小聲說：‘要——。’‘快點劃!’英子跳到中艙，兩只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

1997年，七十七歲的汪曾祺走了，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會走得這樣早�？聪嗟恼f他能活九十歲，他雖然不敢想得這樣長，卻也絕對要比七十七歲久長。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他還打算再寫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一本《聊齋新義》，還有一部已經醞釀成熟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這個達觀隨和的老頭，其實是有點怕死的，他說：“活著多好呀!”

只是他已無法知道，很多的青年、很多的讀者都會時不時想起他，并在心里念叨著：“要是汪曾祺活著多好呀!”其實，活多大是大?關鍵是質量。有他這兩百多萬字的作品在，他就會活過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尤其在人性珍稀奇缺的時候，大家更是忘不了他。他說過：“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里，這，才叫活著�！蔽覀儺斎贿�會記得，他說過：“一個人，總應該用自己的工作，使這個世界更美好一些，給這個世界增加一點好東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喪失對于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喪失對于生活的愛�！�

一兩千年之后，當人性已經得到足夠的提升，人們也許才會漸漸把他淡忘的。誰知道呢?說不定人們回眸間倒會把汪曾祺看作英雄呢——沒有勇氣、力量、智慧和獻身精神，誰能夠像他一樣在黑夜里舉起照亮而且溫暖著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們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