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小鴨》課堂實錄
我目前在追求的課堂，可以用“目的在過程中”這句話來形容。從五六年前最嚴謹的“問題→圖示”課堂模式，到兩年前“問題→問題”課堂模式的探索，再到現在這種不能用模式來指稱的模糊程序，正反映出我這些年來語文教育觀念的演變方向。
把課堂視為一個學生建構自己思想與語言的動態的場（當表述思想時，他其實就是在理解和運用語言，這是我的一個提法——“在遺忘語文中學習語文”的大概意思），把學習視為一個學生內部的通過外在關系消解他原有思維－語言模式進而建構新的語言－思維范式的過程（這一過程始終在不平衡與不穩定中）；同時，不把教學目標視為先在于學習與學生存在的知識點或者成形的思想，而視之為一種含有方向的力量的施加，以促使學生的學習朝某一個含有我們意愿的方向發展（就此文而言，讓《丑小鴨》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隱喻，每個人在這個框架中建構自己的人生象征，也許可以稱之為我此課的惟一的教學指向。）……這些都成了我新的追求。然而要把這種尚在朦朧中的想法變成行動，則要困難得多，而且作為一名改良主義者，我勢必不可能拿課堂當成革命的工具，而始終只能是在現實的行動中，融合一些新的但卻難免是粗糙的理念。
【回音壁】
宣講·對話·獨語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東京章太炎先生的課堂，“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這樣的課堂實在令人神往——師生親密無間，寥寥數人，對話問答，耳提面命。
而今的中學課堂，一般總在四十人以上，坐席如方陣般的羅列，格局的先驗設定，使一一對話的機會甚少，課堂的聲音，也往往成為宣講，語文課堂縱然精彩，總難逃乎布道與說書之間，教師的角色，或如牧師、或似演員，這也正是許多老師覺得疲憊的癥結所在，一如張愛玲對教育的十二字評價：“教書很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
干國祥老師的可貴努力，正在“宣講”與“對話”間求得平衡。整堂課，除了開頭壽馨蕊講述故事的8分鐘和課文片段的朗讀，其余的時間，都充滿學生的聲音。有意思的是，從“許多同學舉起了手”，到“女生們紛紛提出議論”，到將近結束時的“下面卻已經顧不上理我了……”——成功的課堂有兩個表征：一是課堂因激烈思辨而忘記紀律、忘記老師、甚至忘我，只想參與進去，發表意見。二是課堂之后，或者是糾纏住老師不放，或者同學繼續探討不休，或者進行相關的閱讀……課堂結束了，而問題的思考也許才剛剛開始。實錄中“一些同學很是意猶未盡，很想把課繼續上下去的樣子”，與課后鄭朔和盧夏禹的討論，也說明了這堂課的成功。
事實上也只有在課后，才能從被動地聽“宣講”、師與生以一敵眾的不平衡“對話”，轉向自由思考，獨立探索的“獨語”階段。思考與表達都是最具個體性的，幾十年不變的集體化課堂模式，終有一天，也當會以小班或選修的形式，來盡可能的滿足個體發展的要求。
從“問題→圖示”課堂，到“問題→問題”課堂，到不把教學目標前定設定，僅含有授課者基本意圖（不確定指向）的課堂，在模式上，也大略呈現出“宣講”→“對話”→“獨語”的軌跡。
但開放的課堂不等于教師的缺席，對學生個體的深切了解，課堂及時準確而到位的反饋都不必說了。操作層面上——不打開書本的禁令、“今天過生日”的壽馨蕊上臺講述、主要段落的朗讀、主干問題的設置（為什么大雁說‘丑得可愛’，而野鴨說‘丑得厲害’？是不是注定丑小鴨就會變成白天鵝，不管他怎么做？安徒生與丑小鴨是什么關系？哪一種心靈可以稱之為‘高貴的心靈’？）都體現出干老師課堂的藝術。
從《丑小鴨》，也許我們還可以讀出諸如以下主題：廣大的世界（“這個世界真夠大！”），出走與找尋（在流浪中才能證實世界的博大，外界充實了丑小鴨，讓它完成到白天鵝的轉變），個人和群體（種種不同動物對它的評價），沉默和言說（“白天鵝沒有說話，把頭深深藏在翅膀底下”）……
課堂以“我們要擁有一顆高貴的心靈”作為收束，也許還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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