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語文專題復習學案：備考名家精美散文13篇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于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后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于在勝利后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余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后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并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后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愿，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愿，也許暗嗚叱咤咤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愿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愿，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后，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么來考師范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