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井游記》教案設計
一、整體感知
袁宏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游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本文就寫于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紜薄襖浞紜倍怠岸撤紜保庠謁得骱淶某潭齲脖礱髯髡叨浴把嗟睪鋇拿舾小U庋窳擁奶炱緩謾熬執僖皇抑冢霾壞謾薄4印懊棵胺緋坌校窗儼介怠崩純矗髡卟恢齬嗌俅緯⑹裕嘉弈味欏?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體部分，寫郊游的所見所感。“欲出不得”的壓抑并沒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頭，反而激發了他出游的熱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數友”，如脫籠之鳥，飛出城門，來到郊外。但見長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曠遼遠，一派生機。作者寫景，主要寫了水光山色，柳條麥田，以及游人的歡欣，魚鳥的“悠然自得”。其中寫水寫山的部分是重點。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畫，“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繪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鮮妍明媚”畫出春山之態。然后，分別用兩個長句作喻，水如新開之鏡，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動。寫柳條突出其“將舒未舒”的姿態，寫麥田說其“淺鬣寸許”，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寫人雖寥寥數語，卻頗為傳神。“泉而茗者，而歌者，紅裝而蹇者”，將品茶、飲酒、騎驢觀賞諸畫面合為一組鏡頭，雖曰“未盛”，已是熱鬧非凡。更有曬太陽的鳥，吸水戲浪的魚，它們的快樂不亞于游人，仿佛羽毛鱗鰭之間“皆有喜氣”。最后作者總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這一句回應首段，是對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對“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議論作結，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興趣。“不能以游墮事”，這是對那些熱中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無意于在政治上進取。何況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官，當然可以“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記？”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寫出了《永州八記》；袁宏道也許再沒有重游滿井，因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鄉，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以后雖又出仕，終非所愿，年僅四十二歲病逝。
二、問題研討
1.郊田之外未始無春：一個孤獨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畫龍點睛之筆。這句話看似為作者不經意之談，是在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實則大有深意。袁宏道25歲中進士，不受官，請假歸家，又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縱情山水，訪師問學，可見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記散文，也充滿了疏放不羈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對官場的厭倦，是個性的張揚和抒發。他是一個漫步郊原的孤獨者，“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遺落世事，在與自然風物的對話中，感受自由的可貴。
2.白描的筆法。
作者寫景，不堆砌詞藻，而是用極為簡練的筆法勾勒出來。如寫水為“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寫柳條為“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這種表現方法，沒有夸張、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卻鮮明如畫。
3.擬人的寫法。
作者寫山，用倩女新妝作喻，寫魚鳥，說它們洋溢著喜氣，都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種表現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動感或“靈氣”，同時也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把景物擬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寫景方法。如他說蘇州虎丘“如冶女艷妝”（《上方》），寫杭州西湖為“山色如娥，花光如頰”（《初至西湖記》）。在《滿井游記》中這種寫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現方法雖然很常見，但袁宏道運用起來自有他的新奇之處。在這篇游記中，比喻大多是用來寫景的，如上文分析過的寫水寫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寫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為“脫籠之鵠”。這些比喻都很恰當，因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體會和感受。
三、教學建議
1、學習本文，應重點引導學生把握作者個性化的寫景抒情風格，并結合完成課后練習，體會本文白描和擬人手法的運用以及比喻句的表達效果。教學中，可以以提問的方式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解說或訂正。
2、袁宏道的山水游記更注重對大自然的客觀描寫，也揭示出人們游山玩水的愉悅心情，這與唐宋時代的游記重寄托重理念的寫法完全不同。可將本文與本單元前幾篇課文作比較閱讀，體會它們的不同特點。袁宏道的游記散文現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選本作擴展閱讀。
3、組織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風格寫一篇游記，要求語言簡練，寫出獨特的感受。
四、有關資料
1、參考譯文
北京一帶氣候寒冷，花朝節過后，冬天余下的寒氣還很厲害。冷風時常刮起，刮起就飛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風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氣略微暖和，偕同幾個朋友出東直門，到滿井。高大的柳樹夾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濕潤，一望空曠開闊，（覺得自己）好像是逃脫籠子的天鵝。這時河的冰面剛剛融化，水光才閃爍發亮，像魚鱗似的浪紋一層一層，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鏡剛打開，清冷的光輝突然從鏡匣中射出來一樣。山巒被晴天融化的積雪洗過，純凈新鮮，好像剛擦過一樣；嬌艷明媚，（又）像美麗的少女洗了臉剛梳好的發髻一樣。柳條將要舒展卻還沒有舒展，柔軟的梢頭在風中飄蕩，麥苗破土而出，短小如獸頸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雖然還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著酒杯唱歌的，身著艷裝騎驢的，也時時能看到。風力雖然還很強，但走路就汗流浹背。舉凡（那些）在沙灘上曬太陽的鳥，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魚，都悠然自得，羽毛鱗鰭當中都透出喜悅的氣息。（我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嘗沒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卻）不知道啊。
大概說是不能因為游玩而耽誤公事的，流連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間的，只這個官兒罷了。而此地正好離我近，我將從現在開始出游，怎能沒有記錄？（這是）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啊。
2、公安派（胡小偉）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3、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讀袁宏道《滿井游記》（馬瑞芳）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制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著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游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游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滿井游記》可算其代表作，我們試對此文作一粗淺分析。
燕地寒，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砂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
名為“游記”，下筆不寫游，而寫不得游，宕開一筆，背面傅粉。以“出不得”，引起人們對出游的關注。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
筆鋒一轉，進入游記實寫。交代了時間：廿二日，地點：滿井。滿井系北京東北郊的地名，據《帝京景物略》記載：“該地有一古井，……并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時不落。”
簡捷而準確地點明游記的時間地點后，作者便由遠及近，由面及點，層次分明地記游：
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
這是滿井鳥瞰。只用十二個字，就凝練、灑脫、富于感情色彩地把春景勾勒出來。即景生情，初睹春光的作者感到自己像籠子中飛出來的天鵝。寥寥數語，完成了面的描繪，即移步換形，以細膩而充滿詩情的筆調，東鱗西爪地點染滿井的秀麗風光：
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始寫水；繼寫山；后寫田野。三組優美的特寫鏡頭，勾魂攝魄地凸現了早春二月獨有的特點。作者一方面通過對自然景色的真切觀察，抓住了最能體現早春生機盎然特點的景物：河面浮冰剛剛溶化；山巒積雪剛剛消融；柳條鵝黃初染，麥苗冬眠初醒。另一方面，借助于遣詞用字的高度技巧，突出這些景物的個性，加重早春色彩。“冰皮始解”，一個“始”字，使時間性更加鮮明，柳條將舒未舒也是早春的特點，不會是暮春的景物。這些特征性景物組成一幅層冰解凍、波光粼粼，山川氤氳，田野生機勃勃的圖畫，給人以高度諧和的美的享受。作者意猶未盡，更給這些景物一些生動、貼切的比喻，使之可感、可觸、可信：一池春水清亮得如同新開之境、出匣寶劍；座座青山秀麗得好像晨妝少女。正寫側寫并用，辭采藻飾渲染，“如剝蕉心，愈剝愈出”，明媚秀麗的滿井如在目前。
唐朝張彥遠《論畫體》說：“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袁宏道的《滿井游記》便符合這種藝術辯證法。他不是把滿井春景纖毫畢露地一一羅列，而是攫取最具典型性的事物，“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劉勰語）。只用山、水、田野三個點，與“一望空闊”的面結合，便盡形盡致地寫活了初春的滿井。
良辰美景，令作者如“脫籠之鵠”。
隨后，作者寫出了移情入景的神來之筆：
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
真是珠排字字圓!袁宏道的山水游記善于把人的感情與景物水乳交融，此文則采用了心境物化的手段，把無形的情思化為有形的景物，這就是黑格爾講的：“人把他的環境人化了。”“人把他的心靈的定性納入自然物里。”（《美學》）清代江《彥沖畫柳燕》詩說的：“柳葉西出葉向東，此非畫柳實畫風。風本無質不上紙，巧借柳枝相形容。”（《服堂詩錄》）以有形狀無形，曲徑通幽。《滿井游記》中“毛羽鱗鬣”的“喜氣”，曲折、巧妙而韻味十足地表達了作者對春景的欣慕喜悅之情。這也是一種夸飾手法。王充《論衡·感虛》說：“瓠藝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以生物的反映極寫音樂的魅力；“曝沙之鳥，呷浪之鱗”的喜氣，更顯出春光的和煦。有“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
古代散文家常有意無意地在文章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散文如折光鏡，映出作者，映出時代。袁宏道清新俊逸的山水游記恰如他任性而發、狂放不羈的為人。他把做官看作是“猢猻入籠中”，“世人莫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述內》）《滿井游記》是他晚年之作，寫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其時，他在禮部作官，雖然官務清閑，不像當吳中縣令時“苦瘦苦忙”“進退狼狽”，但污濁的官場仍使他嘗盡百暖百寒、乍陰乍陽的人間惡趣。春在溪頭芥菜花，當他偶見嫩柳迎風、魚翔淺底的青山綠水時，他仿佛恍然大悟：人間不是沒有春光，人生不是沒有樂趣!在游記的最后，他便直抒感興：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袁宏道之弟袁中道說中郎的文章“出自靈竅，吐于慧舌，寫于穎，蕭蕭泠泠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甚至說袁中郎晚年之作“無一篇不警策”。這或許愛屋及烏，有過譽之嫌。但《滿井游記》的確當得起“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的贊語，是一篇令人百讀不厭的山水小品。
（選自《散文名作欣賞》，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