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德《最后一課》漢譯及其社會背景

一部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接受，總有其特定的社會土壤和話語空間。而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借助翻譯，在接受國成功地實現其生命的延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獲得本土化再造，也總是反映著接受國獨特歷史條件，有接受國本土社會情感的運作參與其間。因此，追溯一部異國作品在中國的命運，就其與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的聯系加以考察，可以更好的認識它以及對它接受的歷史，也更好地認識承載了這歷史的我們自己。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1912年被譯入中國^①，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長期入選我國中學語文教材，超越了時間和不同意識形態的阻隔，是在中國最有普遍群眾基礎的法國文學名著之一。盡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陸續譯入，為數不能算很少^②；但是關于都德，中國人記憶最深的，永遠是普法戰爭，是《最后一課》。可以說，在漢語言說都德的語匯中，最具表現力的就是《最后一課》，她甚至可以作為都德的代名詞，作為“愛國主義”的符碼編入了近代中國人百年的經驗史和情感史。法國人眼中或許更是擅寫南方風情的溫婉的都德，在中國語境中被愛國主義作家置換。盡管學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懷敘寫湘西風土的沈從文身上體認了都德的韻致，顯示了他們對這位誕生于普羅旺司的法國作家的審美回應，而對于普通的中國受眾，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賽甘先生的山羊遙遠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課》和都德一起熔鑄為愛國主義的代碼，成為我們自己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對一個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對一個異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時會出現對這一作家的部分的強調或部分的偏廢，它是接受者自主選擇的結果，與接受者所處的歷史文化現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法國文學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歷史都濃縮著生產該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興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還原一個作品的跨文化閱讀中所牽涉的歷史語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閱讀敏感，有助于理解這一作品在相異文化中的機遇，同時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來作品的本土化運作中的意義。

本文從《最后一課》最初的譯本著手，結合其他早期出現的譯本，分析這部法國文學名著在中國的特定歷史時期、特殊文化語境中被接受時，中國本土文化的切身經驗和民族情感的積郁怎樣制約著譯者，并通過譯者的個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這部作品成為幾代中國人在割地賠款的陰影下，在亡國的現實危機中愛國感情表達的媒介。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適翻譯的《最后一課》(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漢譯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報》，譯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譯本又由留美學生編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留美學生季報》在1915年春季號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亞東圖書館為已然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譯者出版《短篇小說集》，以《最后一課》原題收入該譯本。而后，這一譯本又在二十年代初開始，在白話文進入基礎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成為都德這部作品在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最有力地參與了漢語語境中都德形象的構造。與胡譯重刊于《留美學生季報》同在1915年，同樣在上海，創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為讀者對象，以娛樂休閑為旗幟的小說周刊《禮拜六》推出了署名“靜英女士”譯的《最后之授課》，是胡適譯本之外今天所見最早的他譯；由于《禮拜六》所牽涉的與《留美學生季報》不同的讀者層，這一新譯本的出現對于還原《最后一課》在中國的接受語境別有意義。此外，在上述兩個譯本出現之間的1913年，在長沙出版的《湖南教育雜志》刊載了標明“匪石譯”的《最后一課》^⑤，盡管經過文本的對比分析發現這個譯本只是對胡適譯本的改寫，但是這一現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時間里一再被選擇被發現，都從不同層面顯示著接受者社會集體意識在對異域文學作品移植和化入過程中的有力運作。

胡適譯本初名《割地》，這一譯名的選擇就已準確無誤地傳遞著鮮明的時代印記和強烈的情感信息，以一個詞語的選用開啟了本土經驗、民族情感對都德的再創造。《最后一課》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鮮明而貼近故事內容:一個學童對自己“最后一課”的深切記憶。在翻譯時，譯者與第一讀者胡適，放棄了直接將其譯為《最后一課》這樣合情而又輕松的做法，而選擇把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應的故事的本質直接推向前臺，“割地”一語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國土淪喪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與悲憤。正是二十世紀初年承載著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歷史，刻骨銘心地日夜感受著亡國焦慮的經驗促使他做出了對這一詞語的選擇。在為譯本寫的短序中，胡適看似隨意地交代了譯名的變化，字里行間也清晰地透露了譯者對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點:

著者都德生于公歷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為法國近代文章巨子之一。當公歷千八百七十年，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法國大敗，普國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賠款五千兆弗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于吾國庚子賠款云。賠款之外，復割阿色司娜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此篇托為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原名《最后一課》，今名乃譯者所更也。民國元年九月記于美國^⑥。

下筆所及，處處以法國反觀“吾國”，涉及賠款，則折以“華銀”，比照“庚子”。對于近代中國，“割地賠款”可以說是驅之不散的夢魘，是“亡國”命運的壓迫，而譯者本人正是在這壓迫的痛苦中發現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這一詞語交織著接受者情感歷史與現實的積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脫口而出，幾乎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集體意識借青年胡適之手的“自由寫作”。

當時的胡適以庚子賠款公費身份留學，在美國已經兩年。這種經歷和處境是他作為《最后一課》譯者的獨特資源。盡管被美國“泱泱大國之風”浸漫，并已漸生第二故鄉的感情，故國之憂未能稍減。從他當時的日記和書信中屢屢可見其“遠人焦思”隨國內風雨而動。在給母親的家信中，他多匯報異國見聞，記述友人仁善，學業長進，盡管也難掩對故鄉局勢的關切，對家境窘迫的擔憂；而在對同輩朋友的書信中，在日記里，“亡國”之威脅與貧窮之壓力是當時并懸于頭上的雙劍，尤其是側身于優游的美國中產階級社會里感受的貧窮，更加劇著對弱國、對亡國的體味。可以說，作為譯者的青年胡適，是在某種極其個人化的背景中，獨特地經驗著亡國的慘劇和弱國的悲哀。在當時國人的眼中，他或許應是幸運的，庚款留學，脫離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職謀生的苦境，來到“風俗極佳”、“無不有泱泱大國之風”^⑦的美國。但是，這一幸運卻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國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學本身正是割地賠款的伴生物，他的“幸運”又正是家國不幸的鏡子。因此，他的留學身份帶給他的，不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溫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國人更痛切地體認割地賠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壓迫，而這壓迫使他反省，分別寫于1913年和1914年的《賠款小史》和《非留學篇》，見證了他對自身處境與家國命運的獨特敏感。所以當他被都德的小說所感動時，他順從自己的情感波瀾，在翻譯活動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歷的經驗，并借移譯都德之作一澆心中塊壘。

《割地》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上海的報紙，而報紙作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間直接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敏感。胡適留學在美，長期處于“遠人聞亂，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報紙是他借以關注故國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譯《最后一課》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記:“連日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⑨。在1912年11月14日，則有“讀英報紙論吾國事，中心如搗，又至鄒秉文處讀上海報紙”^⑩等語，真實記錄了青年胡適現實情感與國內危亡局勢的呼應，而他對祖國命運的焦慮則成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課》的精神土壤。

胡適與《大共和日報》的聯系，在于他中國公學時代的同學葉德貞，當時葉在這家創辦于1912年初的報紙工作。在胡適的日記中，1911-1912年間曾頻頻出現與“德征”書信交往的記載。如:1912年9月28日，譯《割地》期間(據日記載，9月26始，至9月29日譯畢)，“夜作長書寄德征” ，9月29日“夜譯《割地》成，寄德征，令載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見“得德征寄報甚多，一一讀之。 ”可見，此時德征和報紙更直接聯系起了在異鄉的胡適與祖國。而故國的報紙對游子來說總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為它常常傳遞著“國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劇著遠游者的焦思。查閱僅見的《大共和日報》1912年10-12月，《割地》題名與連日各版面警報般的標題相互呼應，彼此和諧，感染著那個時代知識者層體認亡國在即的高度緊張:10月27日社論《嗚呼蒙古，竟為朝鮮繼也》，10月28日評論《忠告瀕死之支那》，10月29日《嗚呼蒙古，嗚呼青島》──來自故國的消息聲聲入耳皆為淚，成為亡國危機下譯者胡適以中國悲懷演繹異國之《最后一課》的基本語境。

同樣浸潤著故國焦慮、伴隨譯文發表的周邊文本──譯者的前言后記，更直接地體現了其作者翻譯活動的意義指向:借“他者”之歷史，寫“自我”之現實。在前引譯序中，他以法國命運對中國的比附，不僅使譯文的讀者更貼近都德，也使中國人遭遇的割地賠款的歷史直接介入對外來文本的解讀。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譯者識”表現了青年胡適對都德短篇小說藝術的欣賞，但他最不能忘懷的還是作品藝術地表現的“割地之慘，奴隸牛馬之痛”，并呼吁“讀者勿輕易放過” 。胡適的譯文為白話，簡潔樸素，盡管有細節的刪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傳遞的深摯的傷痛以其樸素平實打動了幾代中國讀者。在胡適譯本對細節的刪略中，有一點比較突出體現了譯者的翻譯策略，更值得注意，這就是對人名的盡量簡化:第一人稱敘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現，而譯本從未出現。這一改變削減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帶來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讀者與異國故事的情感距離，使讀者更容易直接進入主人公的情境，產生超越地域與文化的呼應。盡管也要看到，在胡適譯本以后的廣泛傳播中，譯文載體──白話的崛起和譯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譯本本身及其產生之初的基本語境已然奠定了這一作品的總體接受指向，并給后世以深刻影響。

當胡適譯本再刊于《留美學生季報》時，處于歐戰背景下的中國進一步從歷史在現實的延續中再度選擇了都德。如果說《留美學生季報》的讀者主要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涉及最為敏感的精英的社會階層，那么，同期出現在通俗文藝期刊《禮拜六》的另一個譯本則可能從不同層次揭示《最后一課》在中國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礎。

《禮拜六》是創辦于1914年6月的小說周刊。在編者為其發刊寫的“贅言”里有編輯者鈍根的著名言論:“買笑耗金錢，覓醉礙衛生，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之省儉而安樂”，“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僅解釋了該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張起了健康休閑的旗幟。而在該刊創辦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說”，《賭》的“著者曰”中說:“時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說，然小說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國民之迷夢 ”。在他的寓言中，子孫眾多、曾廣有財富的“華老頭”家成了賭場，被來自“西村”的賭徒“英”“法”“德”“俄”“管領”，而又有陰險的緊鄰“東方”的欺凌覬覦……

都德《最后一課》的又一譯本，靜英女士譯《最后之授課》就刊出于同時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關于戰爭、愛國、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現于《禮拜六》，如《血性男兒》、《愛國少年傳》、《裸英雄》等等，小說實已成為“驚起迷夢”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萬慮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應馬二先生的感慨，說，“時局如此，吾人非特無暇做小說，且亦不忍作小說，……嗚呼，強鄰狼突，或戰釁將開”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劍俠”的短篇小說《弱國余生記》則全然沒有一般小說的藝術架構，只是用幾百字，敘寫了一個青島少年在日德交戰中家破人亡的慘劇。作者在后記中說，“此次日軍德軍戰于青島，我國人民被害者甚眾，特識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編者鈍根也特別為此篇加了“按語”，給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時代印記:“劍俠此作投到時，日軍初下青島，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條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國之勢。嗟我同胞，不起自衛，行且盡為亡國奴，何暇悲少年哉!”靜英女士譯《最后之授課》在這樣的語境中出現，使都德《最后一課》進一步參與了被時局激起的救亡合唱。這一文言譯本本身也許在當時或以后都沒有如同胡適譯本的反響，而且如同許多當時的譯文，它在刊出時甚至沒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國接受進程中，結合此時的《禮拜六》對民情民心的真實記錄，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課》與本土語境的深刻和諧，體現了都德這篇小說中國接受與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導健康消閑為已任的《禮拜六》，與遠在異國的留學生胡適一起，在國事危難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筆報國”，并在喚起迷夢的努力中，使來自異域的聲音匯入本土文化的激流，獲得新的面貌與新的生命。

與《禮拜六》休閑不得繼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雜志》的主辦者是忠實的“教育救國論”者，他在國事艱危中更痛切關注外侮之下民族內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貧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療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譯的《最后一課》在該刊是以“教育小說”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譯文基本上是對胡適譯本的改寫 ，而發表時間僅在《大共和日報》刊出《割地》幾個月內。這一速度與頻率，再次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提供了當時讀者與青年胡適敏感共通的例證，也在《最后一課》的中國接受史上留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一頁。

縱觀以上所見，《最后一課》入華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語境中成為中國人愛國情感激發和表達的媒介。而后，當胡適譯本被選入語文教科書，它的接受隨之進入了新的更廣闊的空間。今日所見最早收入胡適《最后一課》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編，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文范》在半年內出了四版；而1923年為適應新學制編的《國語教科書》在七年中印行曾高達112版，傳播及影響甚遠。在1932年，當出版這兩種教材的商務印書館毀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幾個月內，它就推出了《國語教科書》的“國難后第一版”，并在一個月內連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這篇小說的“國難版”教材的戰火經歷具有象征意義，它所掀開的將是《最后一課》中國接受新的一頁:抗日戰爭的血與火將使它最終定型為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代碼，深深地融入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

參考書目《比較文學形象學》孟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讓-伊夫.塔迪埃著，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胡適留學日記》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適書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適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說第一集》胡適譯，亞東圖書館1919年。《胡適年譜》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適傳》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報》(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雜志》(第2-3年)湖南教育雜志社1913-1914年。《禮拜六》(百期匯訂)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1921年。《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四年春季號)上海中華書局發行1915年。《白話文范》洪北平等，商務印書館1920年。《新學制國語教科書》顧頡剛、葉圣陶等，商務印書館1923-1932年。《法國作家與中國》錢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適與都德的〈最后一課〉》蘇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3期。《中學語文教科書百年回眸》溫立三，載《中國圖書評論》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2年。

①關于《最后一課》最早的譯入時間，近年研究界有一說為陳匪石譯，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雜志》，此說的緣起大概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施蟄存主編，上海書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錯誤信息造成的。事實上，1903年并無《湖南教育雜志》存在，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現在掌握的情況，1912年胡適譯本為首譯。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漢譯的粗略統計數字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課》重譯或改寫共計5次，其他幾種譯文分別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載1915年《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5期；梁蔭曾《最后一課》，載《工讀雜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瀾(末次之課程)，載《南開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轉引自[法]讓一伊夫?塔迪埃《20世紀的文藝批評》，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第206頁。
④需要說明的是，見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報》第10頁的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當時該報版面為“四大張”八頁，而11月5日則多了一張，可能此前還有一次這樣的臨時“附張”，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筆者查閱的北圖《大人和日報》中未見留存。
⑤《湖南教育雜志》創辦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課》，譯者署名“匪石”。《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在收錄該譯文時變動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誤為1903年，致使不準確的信息流傳。
⑥胡適《割地》譯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報》本尚未見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學生季報》第2卷第1號。
⑦1910年致同學胡紹庭等，見《胡適書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16頁。本小節未加注之片斷引語皆出自胡適書信及日記。
⑧1913年致母親，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記，《胡適留學日記》海南出版社，1994，第9頁。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記，同上，第70、53、54、57頁。胡適《割地》“譯者識”，見《留美學生季報》第2卷第1號。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禮拜六》第1期(1914)，引自《禮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適刪去的原文內容均未出現于“匪石”譯，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沒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與胡適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