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話》有關資料：作者評介
早在50年代，當宗璞的第一篇小說《紅豆》與讀者見面的時候，就以她獨有的知識女性的才情和儒雅的氣質而贏得人們的傾心。后來，她的創作與她長期居住的古老京城西郊文化區，與那里具有高層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不離不棄的幾十年，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她以她的豐富學識，以她與知識者甘苦命運的相知，以她誠與雅的藝術追求，使她成為一位出色的知識型作家，尤其是一位文人型的女性作家。 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暢而有余韻，于細膩之中，注意調節。每一句的組織，無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組織，無浪費或蔓枝。可以說字字錘煉，句句經營。一次與宗璞談話，我對她談了文學語言的旁敲側擊和弦外之音的問題。
“一個沐浴在西方藝術之中，而又曾為中國文化所‘化’過的人更是有福的。”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過。宗璞自己就是這樣有福之人。命運對她優厚有加，可以說，她一生都浸潤在這個得天獨厚的文化淵源之中。
宗璞原名馮鐘璞，出生于1928年，祖籍河南南陽。父親馮友蘭是當今一代哲學宗師。宗璞說她父親“文學也有天賦，能寫舊詩”。她的文學啟蒙得自父親。南陽馮氏，世代書香。據馮友蘭先生說，他的姑姑就是一位女詩人，寫有《梅花窗詩稿》。宗璞的姑姑馮沅君，五四時期與謝冰心、黃廬隱、凌叔華等齊名，是中國新文學女性作家的先驅，后來成為古典文學專家。可以說，馮家是一脈文心世代綿傳。宗璞自小在母親的督促下，背了不少唐詩。抗戰期間在昆明，住處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很近，在那里瀏覽了很多書籍。她曾就讀于西南聯大附中，然后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5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畢業后大部分時間在《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離開編輯部后，從事英國文學的專門研究。
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一方面是外國文化長期耳濡目染，二者集于一身。這就是宗璞有別于人的極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們幾乎隨處可見這種背景給她文學創作帶來的潛在的深刻的影響。她作品中那種東方傳統哲學文化與西方人文精神匯合而顯示出一種獨特的精神內涵，以及作品人物所具有的高雅格調、深厚修養和美好人性的追求，都是這種文化積蘊造出的結果。另外，在藝術表現方面，在傳統美學基礎上對西方藝術多方吸取而形成她所獨有氣氛、意趣和韻味，也是難以比擬的。
(摘自陳素琰《宗璞散文選·序言》)
這和她的文學修養有關。宗璞從事外語工作多年，閱讀外國作品很多，家學又有淵源，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也很好。五四以來，外國文學語言，一直影響我們的文學作品。但文學的外來影響，究竟不同衣食用品，文學是以民族的現實生活為主體的，生活內容對文學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以昆蟲如此，蟬鳴于夏樹，吸風飲露，其聲無比清越，是經過幾次蛻變的。這種蛻變，起決定作用的，絕不是它蛻下的皮，而是它內在的生命。用外來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內容，會是一種非常可笑的做法，不會成功的。
宗璞的語言，出自作品的內容，出自生活。她吸取了外國語言一些長處，絕不顯得生硬，而且很自然。她的語言，也不是標新立異，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所創造，有所進展。我們不妨把五四時代女作家的作品，逐篇閱讀，我們會發現，宗璞的語言，較之黃(黃廬隱)、凌(凌叔華)，馮(馮沅君，即宗璞之姑母)、謝(謝冰心)，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發展。因此，她的語言，雖是新穎的，并不給人一種突兀的感覺，使人不習慣，不能接受。和那些生搬硬套外來語言、形式，或剪取他人的花衣，縫補成自己的裝束，自鳴得意，虛張聲勢，以為就是創作的人，大不相同。
(摘自孫犁《宗璞散文選·肺腑中來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