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廳的海棠花又開了》備課資料
1919年秋天，“覺悟社”成立了，這就是這對未來的情侶首次邂逅的地方。一位中國作家解釋說：“當時，周恩來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小伙子，而鄧是一個受人愛戴的姑娘，她活躍在幾乎所有的宣傳和示威游行活動中。在社里的經常接觸，使他們的相互鐘愛之情不斷增長。”
1919年10月，在天津，這對情侶又站在抗議的最前列。鄧承認，他們使用書本里的一切計謀來鼓動革命。“我們激勵人民來拯救國家，推翻那些出賣中國的人。我們一邊說一邊哭，聽眾都被感動了。”鄧還領導一個講演團，他們到處奔走，散發激進的學生報紙，其中包括周所編輯的報紙。1920年夏天畢業以后，鄧加入了北京一所私立學校的教師隊伍。她未能出國去同周相聚，因為她的母親失業了，她必須供養她。
據說，是鄧首先愛上周的。一位后來對他們兩人都很了解的德國女人王安娜認為，鄧相貌平常，因此，周明顯地看重“她的內在品質更甚于她的外貌”，但那是在長征之后，長征使她大大地見老了。
鄧后來反省說：“我一方面痛恨舊式婚姻，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所謂自由戀愛的思想。”她感到，年輕人對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難結成美滿的現代婚姻。“我沒有愛上任何人，當時周恩來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歲。”
她去教書是出于需要。她希望在銀行謀得一份薪水較高的工作，所以她晚上去學簿記。正如她三年前在天津的學校里一樣，由于過度疲勞，她的身體又一次垮了，因此她不得不放棄她的學業，而沒有取得從事銀行工作的資格。在北京呆了兩年半以后，她返回天津，在一所小學里教書。
到1923年，她早已接受了共產主義。她同周一起，已經成為二十個天津學生領袖之一，他們定期集合在一起討論俄國革命，并且受到北京共產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的很大影響。中國的年輕婦女在過去受到很大的壓制，因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對她們具有特殊的意義。自由和平等這些勇敢的新諾言可能對鄧比對周意味著更多的東西。
鄧分享了周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內受的影響，于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她早已結識了周的尊敬的同志蔡和森，并于1924年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幾個月以后又成了共產黨員。她被任命為婦女書記，當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為它的第二次黨代會挑選代表時、鄧被挑選來代表她所在的華北區。正是這件事使她得以同她十分仰慕的男子在一起。
她后來常常對朋友們說，當周在巴黎時，他們“通過通訊相愛了”。另一位作家斷言，他們通過通訊，到1922年春天，彼此之間建立了愛情。現在，他們又在廣州相聚了。
一位西方記者說鄧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和表達她思想的客觀方法，并兼有良好的風度以及非凡的機智和親切和藹的態度”。
相比之下，周恩來“生性真誠坦率，很可能確切地言其所想，他的妻子作為兩口子中更為老練的外交家能為他彌補這一點”。周采用她名字中的第三個字，把他的新娘稱為“小超”，這就成了她的愛稱。
鄧是周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和家中的賢內助。常到他們在廣州所租用的房子去拜訪的黃埔軍校學員和黨的領導人發現，這所房子雖然簡樸，但陳設得很得體。盡管她整天負擔很重，卻從不讓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殷勤地設法使他們感到像在家里一樣。然而，客人們從傭人那里得知，鄧親自挑選陳設品，并對做飯給予具體指導。他們欽佩她能兼政治家和良伴于一身的方法。一位傳記作家評論說：“結婚以后，鄧就掌權當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