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的那邊》資料：在一部電影結束的雨聲中

在一部電影結束的雨聲中

王家新

我承認我正經歷困惑。近年來所發生的不曾預料到的一切，例如在中國文化界包括詩歌界上演的一切，例如給我們帶來更大震蕩的9·11事件，都在加大這種困惑。因此，在重新面對寫作問題的同時，我還必須去弄明白當今這個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承認，當今這個世界，它的蠻橫和暴力，它的瘋狂和錯亂，它所暴露和潛在的一切，甚至我周邊所認識的一些人，都超出了我的理解。

因此，在這個詩學研討會上，請允許我不直接抽象地談論詩歌。正是我的困惑使我再一次感到，如果我們不切入到具體的歷史境遇中來面對詩歌的問題，到后來恐怕會再次落入到“美學的空洞”之中。是呵，何謂詩歌，或者說怎樣對詩歌的現狀進行認識，對于這類問題，我想來想去，到最后想起來的，竟是約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說中所說的一句話：“這個故事的含義，他認為，并不像果仁那樣藏在外殼之內，而是在故事本身之外，圍在故事的外層……”

因此，還是讓我從一個更大的背景和范圍來省思詩歌現狀和我們自己的寫作問題。當然，問題依然存在。前一段網上有一個“著名詩人的問題”的貼子就這樣說：“王家新的問題在于硬要把知識分子的問題弄成是詩人們的問題”。我承認這個說法很有意思，似乎也抓住了我的某種“問題”。我知道我這個“分子”也的確需要接受教育。但問題是，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的詩人，果真和“知識分子”無關嗎？有沒有一個抽象的靜止的永恒不變的“詩本體”？詩歌這種語言藝術形式是否應該承擔我們對現實人生和時代的關懷？在中國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和文化環境中，何謂“自覺意義上的詩人”？

9·11事件以來，迫使人們放開視野，關注全球范圍內的文明問題，關注不同信仰及價值觀念之間的劇烈沖突，并審視自身的道德困境。現在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9·11事件不僅和美國有關，和本·拉登這樣的人物及其恐怖組織有關，也和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歷史演變及其矛盾沖突有關，我甚至想說，它幾乎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它是整個人類的噩夢，文明的噩夢。作為個人，我當然本能地抵制這類瘋狂的把人類和文明帶向毀滅的行徑，但作為一個思想者，我承認，我們在如何看待它時卻陷入了困境和分歧。

這種困境是道德的，但和我們所處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關。我們被這一事件所震撼，被隨后發生的一切所抓住，但是，這一切卻遠遠超出了我們思考的能力和范圍。似乎我們的頭腦天生不是為這樣的思考所準備的。9·11一聲巨響，不僅顯出了國民中頑存的阿Q根性，也顯出了中國知識界的某種蒼白、貧乏、甚至心智上的扭曲。說實話，我真正感到恐怖的，是第二天上班時在我的“知識分子”同行中聽到的那一片興奮的歡呼聲。這里，我不想說出恥辱二字。我不明白的是，時代“進步”了嗎？時代的確在進步，起碼人們是在自由地并且是在自發地發表“屬于他們自己”的看法，但恰恰正是這種情形使我意識到，在今天，要真正做到“獨立思考”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而，9·11又迫使我們去“思”，迫使我們置身于“歷史的領域”，迫使我們不被任何力量所左右而是真正去面對問題，甚至深入到集體無意識或政治潛意識中。的確，只有那些“把世界簡化為一個卡通式的世界”的人才不會困惑，同樣，也正是那些情緒化的激烈反應和不容置疑的絕對話語在妨礙人們去認清歷史和現實。我想說的是，9·11不是什么“超級藝術”，更不是外星人對地球人類的襲擊。實際上它以一種極端的、超乎人們想象和預料的方式把二十世紀以來甚至更久遠的歷史以來各種政治、宗教、民族、文明、文化的根本問題和沖突暴露在我們面前。換言之，在這種瘋狂的非理性的極端事件背后，其實正是某種歷史邏輯在“理性”地推演。同樣，某些同胞們的“異常”反應在起初曾讓我吃驚，但現在想來，其實也很“正�！保寒斠环N已扭曲的心態已成定勢，他們不這樣反應會怎樣反應呢。

亨廷頓的預言讓許多人無法接受，但仍透出一種驚人的敏感。9·11讓人們一下子想起了他。但是，為什么冷戰結束后，世界會由意識形態沖突“不經過渡”地就直接進入一個民族、宗教、文明、文化沖突的時代？這足已說明了它與冷戰時期在話語上的某種“同構”關系。比如，對復雜世界的簡化，二元對立思維，話語的絕對性和排它性，思想的暴力及極端主義，等等。所以，對當今世界的診斷，必然會導向對近代歷史以來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對人性、民族心態和文化的極度扭曲的考察。我不知康德在什么語境中講過這樣一句話“用人性這一根彎棍無法做出直的東西來”，但我知道，這種扭曲，在當今世界權力和財富不平衡的情勢下一定會有所表現，一定會導向失控，導向瘋狂和暴力。

有人忌言“文明沖突”，但很可惜它在歷史上一直存在著。但是，文明之間的沖突，往往并不是文明本身的錯，而是出于更復雜的歷史原因。的確，我們誰也沒有權力用一種文明去評判另一種文明（在這樣一個講“政治正確”的時代，即使是對一個占星術統治的國家人們也只能充滿敬意，憑什么說人家“落后”呢？）。我并不認為本·拉登式的恐怖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就代表了伊斯蘭文明，就像在我看來B_52的轟炸聲是一種對巴赫音樂的莫大諷刺一樣。讓我們不能不留意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在當今世界，非宗教的瘋狂往往以宗教的面貌出現（就像當今詩壇的那些權力相爭和自我炒作偏偏要以“詩”的名義出現一樣）。9·11之后，在中國文學界有人很幼稚地借拉登大談“理想主義”的危害。拉登代表了一種對“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請看看薩義德的看法：“事件的本質是，一小撮狂徒為了罪惡的目的脅持了宏大的理念”；哈貝馬斯的看法也很值得注意：“盡管他們使用宗教的語言，原教旨主義卻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現象”。在過去，在冷戰時期，人們是以“理想”或“主義”之名，現在是以“民族”、“國家”甚或真主之名來煽動大眾并控制大眾，并以民眾或信徒的犧牲，來使自己通向權力或英雄的寶座。這種人物到處都是。正是這類人物，在有目的地制造或激化一種“文明沖突”或別的什么沖突，在把世界強行分為截然不同、勢不兩立的兩半（就像有人強行把中國詩壇分為“水火不容”的兩大派一樣）。拉登不正是這樣在號召所謂“圣戰”的嗎？說實話，我為那些真誠而無辜的犧牲品悲哀。

看來，要看清這個被暴力、混亂和各種意識形態及理念所蠱惑所控制的世界，我們的頭腦還過于簡單。

在中國知識界中還有頗為煽情的一句話：站在被壓迫者一邊。9·11之后有一位著名的中國作家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恐怖主義，只有被壓迫者絕望的反抗”。對于社會不公的關懷，對于弱者的同情，對于正義的訴求當然無可非議，然而，這種立場如果不伴以理性的自我反省而僅僅限于一種道德姿態卻是廉價的，甚至，一旦它成為某種不假思索的情緒反應，它還會導致更可怕的災難。請想想那種“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情結”，多少年來對我們這個國家及其文化所造成的災難還少嗎？憤怒會讓人變成無頭巨人，仇恨會帶來人性和理性的泯滅，那種偏狹和狂熱也極有可能轉變為邪惡。面對像9·11這樣的人類的噩夢，誰也沒有權利免于自我反省，被壓迫者和所謂弱勢文化也沒有這種權利。強者有強者的傲慢，弱者也有弱者的偏激。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雙眼只盯著別人的問題，振振有辭地指責并教訓別人，卻從來沒有勇氣正視并反省自家的問題，最起碼來講，這并不是一種對本民族負責的表現，這和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擔當的歷史使命也沒有多少關系。說來也怪，有那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容忍強國的霸權，卻對自家里的問題視而不見，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政治正確”本來是對某種普遍價值的認同，但現在它卻似乎已成為一種思想體制，在鉗制著人們的舌頭，在鉗制著自由思考的勇氣和想象力。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確”，隨著后殖民理論的興起，在我們這里似乎也有了自己的“政治正確”。比如，不對“霸權”做出一副說“不”的姿態就不正確，不說“西方資源”是臭大糞就意味著喪失了一個“漢語詩人”的“尊嚴”，不罵別人幾聲“買辦詩人”就覺得跟不上這個無知者無畏的時代。這種“正確”，與其說是來自對真理和正義的認同，不如說出自一種意識形態及權力和利益的左右，甚至出于可怕的無知。在種“正確”中，感情用事遮蔽了理性，集體煽情和盲從代替了個人的良知�？梢哉f，這種“政治正確”看上去幾乎在很多問題上都正確了，但在最根本的問題上即“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上卻失敗了。

極端的民族主義總是把世界分為兩半，分為“我們”與“他們”。然而世界不是這樣的。這樣的認知方式和理念并不是建立在對個人價值和文明的尊重和關懷上。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民族意識喚起一個民族的心靈，但那種偏狹狂熱的民族主義卻在扭曲著一個民族的心智。它發酵“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魯迅語），卻無助于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現在看來，我只能認同那種魯迅式的民族意識，它是一種反省式的、具有自我追問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民族意識。有了這樣的知識分子，中國才有希望。只有懦夫才不敢正視自己，不敢也不愿正視自己在文化上的失敗，反而靠自我宣布“勝利”繼續生活在虛幻中。的確，一個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需要有強有力的內在資源的，同樣，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個人在今天也無法簡單地生活在任何一種集體想象和觀念的庇護下，相反，他的力量只能從他對這一切進行偏離和反省開始。

中國的詩人就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時代并沒有“進步”，它似乎可以在一轉眼間又回到某種蒙昧，或者說又回到先驅者們在起初所面對的那些問題之中。不錯，這個時代的風尚及所發生的許多鬧劇都在加深這種蒙昧。有人說這和詩歌無關，但很可惜詩歌并不是處在一個真空里。實際上，中國詩界近幾年來發生的一切，無不體現出甚至率先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種種癥候，也只有把它置于這個時代的震蕩和文化氛圍的背景下，我們才能夠看清它的處境。君不見，不是有人也發起了一個詩歌原教旨主義式的運動嗎，蒙昧主義不是正在中國詩壇上大行其道嗎，在一個以粗痞為榮的時代所謂一個民族的心智不是在急劇的下降嗎，那么多人忙于趕時髦，有誰在面對那些有難度但卻真正具有精神價值和藝術價值的詩歌呢。這也使我意識到，雖然許多人聲稱已進入了一個“后現代”時代，但思想和文化的啟蒙仍是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詩人們所要長期從事的艱苦的工作。而這一切，在深化著我們對自身寫作的思考。在此意義上，可以說“9·11”一方面超出了我們思考的范圍，但另一方面又出乎意料地照亮了我們長久以來在黑暗中所面對的一切。

正是在這些日子里，我又看了一遍以越戰為題材的電影《現代啟示錄》（增補版）。一個叫威拉德的美軍上尉“醒來后發現只是惡夢一場”，被派給一項特殊任務（“這項任務永遠不會列入記錄”），前去搜尋一位名叫華特·可滋上校的神秘、恐怖人物，因為他精神異常，濫殺無辜，現隱匿在某叢林地帶，被土著奉為神明。威拉德在軍方的護送下溯流而上，由此被拋進一個更大的惡夢，比如武裝直升機群居然在最大音量的瓦格納的音樂中向村莊掃射，比如他的助手由于恐懼和精神崩潰而瘋狂射殺無辜船民，這使他不由得驚恐地意識到“人性黑暗的一面”正在“戰勝林肯的善良天使”；而漸漸地，由對可滋上校這樣一位犯罪人物的好奇（美國培養的最優秀軍官，機智、風趣、人道，怎么會搖身一變成為邪惡魔王？），到“與他會面的渴望”在自己內心里莫名其妙地不斷增強，到最后發現在這一惡夢中，他自己其實也處在一個臨界點上，在這里善與惡、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的界線再也無法分辨。也許，他要搜尋并盡一切可能干掉的罪犯就是他自己？威拉德上尉為此發現恐懼不已。最終，他找到了那個如同魔王的可滋上校，并像完成某種神秘儀式似的，在一個間隙刺殺了他。而可滋上校臨絕氣前吐出的詞是：“恐懼”、“恐懼”。

這位殺人如麻的人恐懼什么？死亡？還是那比死亡更令人不敢面對的一切，那對整個宇宙、人性、文明的徹底絕望？沒有答案。滿身血污的威拉德上尉像死掉一樣回到他的船上，在霧中隱去，甚至連聲音也沒有。只有從河流上升起的霧。電影在刷刷的雨聲中結束。

而這雨聲，是否帶來了一種救贖？

顯然，這是一種對康拉德的著名小說《黑暗的心》的改寫。在威拉德的神秘行旅中暗含了一種他自己也不曾意識到的“使命”，即“認識你自己”——有的時候，還需要在你的對手、敵人或一個相反的人那里認識你自己。由此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比如，那些奉上天的使命開化別人的人是不是還沒有發現自身的黑暗的本性？那些號稱為信仰和正義而戰的人是否正離這種信仰和正義愈來愈遠？同樣，在我們這里，那種“唯我獨革”式的絕對性話語是否仍在支配著人們？那些總是以為自己“正確”總是要去“改造”別人甚至判決別人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總之，如果說這樣的電影包含了一種震動人心的歷史反諷和戲劇性的自我省悟，中國知識界包括詩歌界最缺乏的是否正是這種自我追問、自我反省的精神？這一切問到最后——我們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沒有答案。一切都在刷刷的愈來愈大的雨聲中結束。

2001，12

轉自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