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市》教案
封建婚姻的決定權操在父母之手。可是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們自由地相愛,自由地結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充滿幻想的故事,無疑是現實愛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華,真切地表達了廣大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寫愛情主題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會對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種種阻礙,表現了他們的反抗斗爭。《鴉頭》、《細侯》、《連城》、《宦娘》都是這方面的優秀作品。
《鴉頭》中的狐女鴉頭是一個敢于反抗家長淫威的女性形象。《細侯》則揭露了富商大賈對青年幸福的破壞和*女細侯的激烈反抗行動。《連城》寫喬生和連城爭取自由婚姻的斗爭,尤為曲折動人。史孝廉征詩擇婿,喬生的詩得到女兒連城的喜愛,史卻以喬生家貧而不許婚。喬生深感連城知己。后連城病死,喬前往臨吊,一慟而絕。他在陰間找到連城,并在好友顧生的幫助下,被準許還魂,二人相攜回到里門:
連城曰:“重生后,懼有反復。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廂中者三日。
這一情節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的沉重壓力,也突出表現了二人爭取自由婚姻的堅決斗爭。這篇作品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愛情觀點,即知己之愛。它比之向來“郎才女貌”的愛情,有更其深刻的社會意義。
《聊齋志異》的另一重要主題,是抨擊科舉制度的腐敗。作者飽含感情地揭露了科舉制度埋沒人才的罪惡。《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卻屢試不中,郁悶而死。最后只能讓自己的鬼魂幫助一個邑令之子考中舉人,“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作者指出科舉埋沒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樂正師曠、司庫和嶠”(《于去惡》)之流,不是眼瞎,便是愛錢。《素秋》、《神女》、《阿寶》等篇都暗示了科舉考試的賄賂公行;《司文郎》、《于去惡》等篇則有力地抨擊了考官的有目無珠。《司文郎》的諷刺尤為辛辣尖刻。作品寫一個能從燒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壞的瞎和尚,在嗅過王生的文章后說:“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則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可是榜發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和尚聞訊嘆道:“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簾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惡》進一步揭出了這些考官鼻目雙盲的底:“得志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余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庸俗利祿之徒以八股文為敲門磚,在獵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錄取凡庸之士。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里,“陋劣幸進而英雄失志”就成為一種必然現象了。
作者對科舉制度的抨擊,雖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制度的反動本質是為統治階級選拔忠實的奴才,從而象后來的吳敬梓那樣,根本否定這一制度。但他對那些只以功名利祿為念而醉心科舉的人物,是有所認識和批判的。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試之后的醉臥中,夢見自己中了進士,殿試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于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驟起撲打,結果摔倒在地。作者用這個醉夢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這類士子。《續黃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宮之后,聽見術士說他有宰相之分,便興高采烈地說:“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后來在夢中作了宰相,卻變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權*。作者最后也用地獄懲罰了他,并說:“聞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